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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宝亮 北京报道
福建省三明市移动公司的王莲这几天一直忙着复习，11月22日她将参加一个可以视为“职业分水岭”的考试。如果通过考核，她将成为中国移动的正式员工。她已经在中移动工作十多年，跟中国移动的劳务关系是“劳务派遣”。
“复习材料有120多页，这里涉及一堆公司的资费、销售题目。”王莲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还会考一些公务员考试题目。”与她一起参加考试的，还有600多位劳务派遣员工，他们符合三明移动给出的“入职超过3年”、“全年绩效‘良好’以上”的审核条件。
“竞争不是很激烈，全市有300-400个转正名额。这种比例，在以前根本不敢想。”王莲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不过，对于王莲来说，重要的不是“转正”。“公司说，转正之后待遇不会发生改变。但是如果我不通过考试，那很可能会被转成D类员工，也就是‘外包’工。”
中国移动员工大多分为A、B、C、D四类，其中，A类为中移动成立之初，来自中国电信的班底，B类为2000年以来招聘的正式合同制员工，劳务派遣员工统称C类，而D类则被称为“外包”。
王莲称：“D类的工作跟我们差不多，但是D类的薪水、保险、奖金、福利都要差很多，而且，工作不稳定。”
据多位知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其它省份也有类似措施， 贵州移动的转正考试规定正在开展，安徽省目前有600转正名额，河南移动去年年底制定了1000人的转正计划。一位广东移动人力资源部门人士称：“刚接到文件，要整理全部劳务员工的绩效考核，可能也要出考试计划。”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上述事宜咨询中国移动集团，但至截稿之时，中移动尚未给出回复。
庞大的系统工程
中国移动正在大范围对劳务工进行“调岗”，以适应新劳动法的规定。
2013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出台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下简称“《规定》”)要求：“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
对中国移动而言，这是一个艰巨的考验。根据其2013年社会责任报告，中国移动2013年员工数为23.15万人，但该数字并不包括劳务派遣员工。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中国移动集团共有57万人，含正式工、劳务派遣。其劳务派遣比例约为59.6%，2016年2月之前，中移动必须将该比例降至10%以下。
对中移动而言，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国移动人力资源部在前两年成立了一个‘劳务改革小组’，该小组9月份还开过一次会，讨论降低比例的事。”上述人士称，“但是，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执行方案。”此前，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曾在2014年半年会上公布劳动用工结构调整目标：“劳务派遣用工占比年底前下降到50%以下，2015年底前下降到10%以下。”
中国移动最多可以保留5万劳务工，其余29万劳务工岗位必须要在剩余的1年之内全部调整。而岗位调整之后，必然会有随之而来的保险、福利等等诸多难题。也正是因此，移动集团很难拿出详细的执行方案。
在福建三明，管理者对于C类转B类的员工，也只能给出了“转正之后，一切不变”的规划，一位移动集团员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转正只是用来解决‘身份’问题。”
但是，这还只是改革的第一步。根据《规定》要求，劳务派遣用工只能用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
但目前，中移动所有岗位均存在大量劳务派遣员工。王莲称：“以三明市永安县为例，花名册上有110人，有80个劳务工，每个岗位都有。”中国移动还需要更多的规划，在劳务工转正之时，还需匹配市场化的用工制度，以及更有效的业务岗位改革。
“换员增效”
就职于某知名电信设备企业的萧杰(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其2013年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国电信公开员工数据是64万，但我们都把电信人称为‘百万大军’，在电信集团‘吃饭’的人，总数接近100万。”
2012年，中国电信提出“集约化改革”，旨在大幅提升企业效率。当时，萧杰所在公司曾发动全国所有省份的团队，收集电信、移动从业人员的工作数据，力图为运营商搭建现有的人力结构模型，并找出优化路径以及解决方案。
在收集了20多个分省份数据之后， 萧杰认为：“运营商现有的结构很难优化，运营商更善于利用‘压缩人力成本’的方式来提高效率，利用劳务、外包的形式减少人力成本支出，同时也通过增加人员实现了收入提升。”
“国资委对三大运营商有薪酬总额考核，无论你有多少员工，每年可以支出的总薪水是固定的。”萧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国资委是希望运营商可以做到“减员增效”。但是，“你知道，国企的激励机制、工作体制，使得他们很难提升员工效率，更不可能裁员。为了保证收入增长，又不减少平均薪水，只能大量雇佣劳务工。”
萧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前几年，劳务工跟正式工的工作相同，但待遇差距极大。无论是薪水、福利、保险、奖金，均不成正比。
2011年以来，三大运营商陆续对劳务工进行“同工同酬”，同岗位劳务工与正式合同工的薪水、福利已基本一致。
“即便如此，雇佣一个劳务工比合同工仍然能减少每月2000元的支出，这些支出体现在保险、年金等方面。”一位福建省的律师如是告诉记者。
但是，新劳动法的出台，让这种“节约成本”的模式快要走到尽头了。萧杰认为：“运营商要做的不只是给劳务工转正，更要想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
外包的办法
外包是解决劳务派遣工问题的一个手段，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电信。
根据中国电信集团2012年统计，中国电信后端维护人员中劳务工占比只有9.9%、前端服务人员劳务工占比只有13.3%。萧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之所以低，是因为中国电信把大量的业务都外包给了中通服。”中通服是中国电信的子公司，目前拥有正式员工12万人，中国电信大部分网络建设、运维工作由中通服员工承担。
与中国电信不同，中国移动并没有统一的“外包”单位。
福建三明移动的王莲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移动，D类员工的工作职责、考核要求，跟B、C类都差不多。但跟D类员工签合同的都是一些第三方公司，他们没有跟移动签署劳务派遣合同，或者正式合同，没有保障。”王莲告诉记者，“之前，福建三明、龙岩、厦门，已经有很多D类员工离职。”
“如果外包业务得到规范，能极大缓解运营商的人员压力。”萧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营业厅、维护的外包工作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模式，市场化运作会更有效率。”(编辑 卢爱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