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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关于TD-SCDMA的报道，在信息产业领域可谓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各路人士不断抛出自己的观点，北邮教授阚凯力甚至在FT中文网撰文要求追责。在各界纷纷讨论TD-LTE运营一周年、发展近8000万用户之际，TD-SCDMA的这场论战显得格外刺眼。
正如某网友在他的分析文章中所说的，财新网的这篇报道分量之重、怀疑和否定之锋利，已经远远超过TD-SCDMA技术的本身，直指对“中国式创新”的质疑和批驳。面对财新网文章的大段质疑，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在昨天接受了C114编辑的采访，就TD-SCDMA标准由来、关键技术构成、核心专利分布、产业链拉动与国家战略意义等话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在很多媒体的报道中，TD-SCDMA标准是来自欧洲西门子的“弃儿”，是欧洲人不要的东西，被国内企业捡了起来。但杨骅指出，事实并不是如此。
“1998年1月份的‘香山会议’上，我国决定要参与国际标准的竞争。在此之前，无论是1G还是2G技术，我国都是旁观者。”杨骅说。“其实，当时专家们也有分歧，部分专家认为，我国技术与产业积累很薄弱，提不出标准来；另外一种观点，就是总要有第一次，就算是不成功，也能发发声，积累些经验。”
当时只有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进行过无线回路技术SCDMA的研究，SCDMA与CDMA不同的是开始引入了同步、智能天线和软件无线电等技术。而TD则是时分双工技术，这也是该技术首次进入移动通信领域。
1998年6月30日，中国以“CATT”（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名义在ITU提交了TD-SCDMA标准提案。“在98年年底到99年上半年，电科院进行了一轮国际走访，主要是欧洲的爱立信、诺基亚、阿尔卡特和西门子，只是在西门子得到了比较好的认可和支持，因为西门子有TD的团队，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合作，是先有的标准才有的后来合作！”杨骅说。“西门子的TD-CDMA是热点架构设计，不能独立组网，而TD-SCDMA可以独立组网，所以西门子非常愿意合作。大唐与西门子合作的时候，TD-CDMA已经在欧洲有了实验网部署。”
杨骅在采访中，并不避讳西门子对于TD-SCDMA的巨大贡献。“在联合检测技术上，西门子的确是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其实不仅仅是在技术上，我们通过和西门子的合作，才明白了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从标准到产品有多长的路需要走。”
在对TD-SCDMA的质疑中，专利是个每每都被提及的话题，民族企业在其中到底有多少话语权。众所周知，TD-SCDMA核心技术包括上行同步、联合检测、接力切换和智能天线等。
面对笔者，杨骅有点苦笑。他举了个例子，为什么TD-SCDMA手机卖的最好价格最低，凡是做手机的都做TDD，凡是做FDD的都做TDD，但反过来却不是？为什么WCDMA要交专利费而TD-SCDMA却不需要交专利费？在媒体的追问下，杨骅揭开了外界看来神秘的TD专利分布。
“2005年，当TD-SCDMA开始做独立组网实验时，我们也很担心，当时很多人质疑TD-SCDMA的核心专利，有些专家给高层写信，说民族企业在WCDMA上的专利比TD-SCDMA要多，政府要支持WCDMA。”杨骅说，“当时，我们想组织一个专家团队，对TD-SCDMA进行专利评估。”
但当时的情况却不是很乐观，没有企业愿意做这个事情，一来是很难完全搞清楚，技术上错综复杂，怕评估结果出来之后，自己如果占比很少反而不利。
“专家团队的人选在当时是个大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工作，我们最后组织了一批在业内大牌有影响力，不是来自厂商，又了解TD-SCDMA的专家，进行封闭式的评估。”杨骅说，“部分海外厂商没有参加，但都拿出了专利申请书，所以这次评估还是非常客观的。”
据杨骅透露，评估的结果中，联盟成员在重要专利上占有70%的比重，核心专利还要高于这个数字。“对于这个结果，我们感到很惊讶也很欣喜。评估完成之后，我们形成了一个内部报告上报，高层的反馈是少说多做，不要耽误产业发展和商用进程。”
在之前的媒体报道中，2000亿元的投资也是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但在杨骅看来，要更加全面的看待TD-SCDMA历史投资。
“姑且算是2000亿元，但这是整个网络的投资，无线主设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不是大头，传输、机房、站点、核心网都需要投资。”杨骅说，“中国移动在今年部署了超过50万个基站，就很好的利用了以前的历史投资，如果是全网多个网元都是新建，不可能完成。”
而且在现网中，依然有2.5亿用户由TD-SCDMA网络提供服务。从中国移动所公布的数据来看，虽然TD-SCDMA网络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但这几年却一直在提升。
杨骅在采访中还回应了TD-SCDMA与TD-LTE的关系。“TD-SCDMA有很强的继承性，在帧结构、智能天线和终端安全等方面的很多技术特性，都在TD-LTE上有所体现；相反的是，cdma2000和WCDMA在向LTE FDD演进中，继承性反而没有TD-SCDMA强。”
没有TD-SCDMA的筚路蓝缕和艰苦创业，就不会有TD-LTE的一帆风顺。“TD-SCDMA在进入国际标准的过程中，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与各方进行协调，但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在TD-LTE的国际标准化进程中，却很顺利，表决现场是一致通过。”
在谈到TD-LTE/FDD融合时，杨骅并不认为这是没有原则的妥协。“在TD-SCDMA阶段，我们的产业链已经做起来了，但并没有在国际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我们在3G上只是实现了突破，但不是国际市场的主导者，现在用TDD产业融入到国际潮流中，才能参与到全球范围内的竞争。TD-LTE已经追上了差距，实现了与国际同步，而在未来的5G中，TDD已经有比较强大的影响力。我们从没有话语权没有影响力，通过TD-SCDMA，我们已经有了话语权，但影响力还是弱；通过TD-LTE，我们既要有话语权还要有影响力。”
在杨骅看来，TD-SCDMA标准很大的价值就是在于对国内产业链的培育和拉动。
TD-SCDMA之前国内就没有完整的移动通信产业链。“在2000年左右，华为、中兴、大唐等企业相继开发出了GSM基站，但连个试验场都没有。”杨骅感叹说。到后来，还是以政府的名义给这几家民族厂商划了几块地来做试验，但都是在老少边穷地区。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在移动通信领域内，本来就有着路径依赖效应，运营商也不愿意随便更换设备供应商；还有一点就是基站接口的不开放，有点跑马圈地的味道。
系统设备侧如此，终端侧也是这样。虽然当时波导、TCL等手机厂商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但仍然是停留在组装工厂的层面，根本就谈不上产业链。某最高决策层曾就TD-SCDMA价值询问国内某大型设备商董事长，TDS对企业拉动情况如何，该董事长回答说，如果没有TD-SCDMA，该厂商的手机业务绝对不会有这个水平。
在TD-SCDMA之前，国内移动通信市场可谓是七国八制，但都是国外厂商。但现在的情况是，运营商想给外资企业更多的份额都困难，因为国内企业已经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链竞争力。
TD-SCDNA创新的价值，不仅仅是在系统主设备和终端上，还体现在更多的方面。“有了TDS的创新，带动了其余行业的标准化进程，在各行业的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TDS让国人对于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TDS这种在各种非议和质疑中成长起来的标准，鼓舞了自主创新的信心；TD-SCDMA这种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协同创新模式，TD产业联盟的这种机制体制，也很好的促进了创新；还有就是人才队伍的建设，TD-SCDMA培养了国内第一批标准化的队伍。”
在带动周边产业发展方面，TD-SCDMA也是功不可没。杨骅举了一个例子，“有家浙江公司叫宁波吉品，从事连接器业务的，1996年成立以来一直不温不火。设备厂商都是国外的，国内的连接器厂商都进不去，但有TDS之后，宁波吉品陆续进入了主设备厂商的供应链名单，现在已经有3个多亿的营业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