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寨机忽然就出名了，虽然它存在了很久。
山寨机也叫高仿手机；由生产者自己取个品牌，或模仿品牌机的功能和样式生产。它当不上正规军，但也不是地下加工厂那么粗制滥造。一些价格低廉、功能齐全的贴牌机，和半夜在电视上做购物广告、名称五花八门的杂牌机，基本都是山寨机。
有媒体报道说，它已经销售了1.5亿部。有专家学者质疑，语气强烈，可以用北岛名诗的句子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而山寨机的使用者、生产者和销售者都知道，自己是“野路子”，他们当然不会去统计数据，和专家学者辩论。
山寨机最大的好处是便宜。不过不是瞎便宜，因为这里有高科技含量。他们对“正规军”手机的消化吸收能力极强，这能力有时候可以说那句酷酷的广告词：我能！
专家学者否认1.5亿部的逻辑也很简单，他们认为这些自己不能研发，没有售后服务，逃避政府管理的手机，是无法取得如此辉煌成绩的。
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其实，只要能够把山寨机纳入国家的正常制度管理，售后服务等问题是容易解决的。
至于研发问题，山寨机本身就是一个突破。我们的制造业，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是电视机生产大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组装电视在全国遍地开花，我们那时又何敢设想如今？现在TCL集团都在辛苦中整顿法国的埃普森了，虽然整顿颇辛苦，但法国人却想辛苦都辛苦不成了。
“中国制造”，是新世纪以来的热门话题，自豪者说，我们是全球的工厂；冷静者讲，给世界打工的未来前景堪忧。中国制造，不是产品的问题，而是中国制造这个生产方式本身，带来环境、成本等诸多问题，忧虑不是没有道理。
山寨机也是“中国制造”。在它乱象环生初出茅庐的现在，也许是中国制造需要脱胎换骨的阵痛，因为这里有对最新技术的解析。虽然仿制的成分更加浓厚，原创的东西较少，但对尖端的仿制，是讲究技术工艺的，不是没有高科技含量的人可以一试的。
鲁迅先生上世纪30年代，就曾经撰文驳斥那些说日本只会模仿的人。而日本尖端技术的成就，就是从不怎么样的仿制的日本制造开始，变成了有日本创造的现在。上世纪80年代谈起日本东方特色的生产方式，任何研究者赞扬的力度，都不亚于夸奖流水线的发明国美国。现在这两个国家输出的不仅是产品，更大输出的是所谓软实力。他们在各行各业领先的生产方式，才是最大的竞争力。
有舆论说，山寨机现在已经脱身改版，做山寨平面电视。甚至更有好事的人认为，未来5年内汽车行业里跑出“山寨”车，也是可以期待的。
对于“山寨”成系列，我们首先不能忽视其在技术工艺方面的能力，更不能忽视其对市场需求的把握能力。如何引导，如何管理，是需要拿出大智慧来的。简单地打压，未必就能使“山寨”就范？任其自生自灭，似乎已不可能，我们是法治国家，对山寨王的不规范不合法，必须要依法管理。
如果拿出智慧，像对待改革之初凤阳小岗村血红手印的承包合同那样，尊重其反映出来的历史阶段和群众智慧，把它导入政府治理和法律框架内，下一个跨国的联想集团从山寨王中脱颖而出未必不可能。因为今天收购IBM笔记本业务的联想集团，改革初期如被叫做“山寨”联想，是没有什么不妥的。
以联想为标本，是否我们有理由展望这样的后山寨时代的中国制造呢？
陈宁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