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评选里约奥运会后的舆论热词，“电信诈骗”肯定榜上有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徐玉玉等多名大学生被骗走学费后，竟有一些人分析认为，徐玉玉等人被骗是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的贫困生，与城里学生之间存在知识鸿沟，防骗能力较弱。不过，最新发生的清华大学教师被骗千万元的新闻，让那种“你被骗是因为你太穷太蠢”的论调显得格外荒唐。
最高学府的教师也会被骗，而且被骗的金额不止一万两万，至少说明了一点：被骗与否，与个人财富多寡和身份没有直接关系。我们以前看过不少穷人被骗的新闻，但事实上，富人、知识分子被骗的案例也不少。当电信诈骗越来越隐蔽、“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没有谁绝对安全，任何人都有可能落入电信诈骗陷阱。
事实上，在一个受骗风险越来越高的社会，将个人遭遇电信诈骗归咎为贫穷和无知，要么是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要么是智力上的懒惰。这种对于受害者“自身原因”的强调，既显得冷漠，也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仅仅倡导普通人提高防骗技能，最终只能治标不治本。同样，这种避重就轻的分析，也削弱了公共部门在防范和惩治电信诈骗方面应该担负的责任。
当前，电信诈骗已越来越普遍，而且呈现出企业化、产业化、大撒网的特征。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接到诈骗信息的人数高达4.38亿，相当于每3人中就有1人接到过诈骗信息。而据媒体报道，目前在我国从事网络诈骗产业的人数至少有160万人，“年产值”超过1100亿元。面对这样一张高度专业化和普遍化的诈骗网络，如果仅仅苛求个人提高警惕，无异于缘木求鱼。
电信诈骗精密化和普遍化的背后，是社会治安和秩序维护的转向。过去，谈到社会治安，我们关注的多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秩序与街头暴力。但在信息社会，对于社会安全秩序的冲击更趋精密化与隐蔽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就体现为利用技术手段进行诈骗。但目前无论从公共治理，还是从社会观念来看，对这种转变的认知与行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滞后。
在很多人看来，电信诈骗只是能骗骗“智商低”人群的小伎俩。所以，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乐于转发那些“把骗子骗得想哭”的网络段子；当诈骗发生后，一些人习惯于将被骗钱讥讽为受害者交的“智商税”。这种社会心理，一方面消解了骗术的真正危害和防范难点，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社会对于骗术的预防。
事实上，网上热传的一些所谓的“防骗宝典”，不过就是信奉“不再相信任何陌生人”。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能让人放下不必要的戒备，而非设置过高的警惕阈值来抵抗外部风险。要打击电信诈骗乱象，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监管。
电信诈骗，本质是信息社会常见的一种犯罪。要从根本上遏制电信诈骗问题，只能依赖于公共防治网络的缜密化。这既包括对犯罪行为的精准打击，也包括相关预防体系的建设，比如信息安全的保障，安全责任的落实，防骗教育的跟进。从徐玉玉案迅速侦破来看，只要职能部门切实担负其责任，顺着电话号码和银行账号顺藤摸瓜，抓获诈骗犯并没有那么难。
面对徐玉玉案这样的悲剧，毫无逻辑地将问题归咎于受害者“太穷太蠢”，这样的论调堪称舆论糟粕。希望迅速被侦破的徐玉玉案，能让有关部门重视电信诈骗背后的监管漏洞和行政不作为；也希望在这个打击电信诈骗的标志性事件之后，能少一些“徐玉玉”。(朱昌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