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祝乃娟
电信诈骗案最近因为山东学生徐玉玉案件而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些事件背后更重要的是，推动相关法律与制度层面的改变，以避免更多的类似悲剧发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8月31日在上海考察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时强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公害，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动进攻、重拳出击，坚持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势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电信诈骗令人防不胜防，它几乎涉及到了每个年龄群，最近之所以大学新生受骗如此密集，可能是因为新生开学在即，怀揣家长给的学费，并且涉世不深。骗子们从诈骗链条上弄到了相关信息，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诈骗。鉴于诈骗链条的存在，可想而知反电信诈骗必定是一个多部门协同行为，首先是严厉打击泄露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黑色产业链”。如果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那么就应该在刑法框架下以法律为准绳。就像此前媒体曝出的有的快递公司快递员出售买家个人信息的行为，这样的刑事案件不应姑息。
同时，积极投入必要的警力反电信诈骗。据一名在基层打击电信诈骗的一线工作了8年的警察所说，电信诈骗案数量巨大，他所在的分局一年2000多报案，平均每天的报案数都比打击电信诈骗的刑警人数多。而且破案成本高，比如被骗9000块的案子，可能破案要花掉9万；另外一个阻力就是银行、互联网公司、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推诿。可见，对于破案来说，技术性障碍并不大，主要是破案与成本的投入直接相关。
除了投入，还要进一步加强公安部门与银行的协作机制，落实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工作机制，跨界联动等。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反诈骗工作平台，进行最大程度的协同；同时也进行数据库建设，实现信息共享。以最近几起诈骗为例，打电话的手机号据悉都是实名制，但是骗子照样能够招摇过市地进行电信诈骗，这让人看到了此前一直推动缓慢的手机卡实名制似乎作用还没显现出来。建立反诈骗工作平台，就是可以把这些号码列入黑名单，以供群众查询与反诈骗。
电信诈骗发展势头惊人，有的地方竟然存在“诈骗之乡”，根据公开的报道，在诈骗之乡以诈骗不到钱为耻。这是一种骗子文化发展到极致的表现，不仅无视法律与相关制度，而且在道德层面也全无是非观念与内心耻感。这种情况下，应该把破案与追责的“欠账”都尽快补上，然后建立反诈骗工作平台，以信息共享为破案与日常人们预防诈骗服务。（编辑 张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