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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分工”成就了前30年的中国
1970年，一位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出版了一部专著《未来的冲击》；10年之后的1980年，托夫勒的另一部影响更为深远的著作《第三次浪潮》面世，由此发端的过去30多年，人类几乎以分毫不差的姿态和节奏演绎和印证着这位美国学者关于“未来”的预测：计算机革命，互联网，无围墙大学，日益解构化的组织，全球化……
1974年，30岁的任正非第一次接触计算机，聆听一位刚刚访问过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吴几康所作的关于什么叫计算机、计算机未来的应用前景的学术报告，“两个小时，我一句话也没听懂……”但却改变了青年任正非一生的命运。
1979年，中国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禁锢的历史闸门终于打开了，10亿中国人从此走上了一条千军万马谋发展的不归路。欲望、激情、创造精神、冒险冲动，伴随着焦虑、痛苦、艰辛、汗水与泪水，以及无数人的牺牲，30 多年，在改变大多数个人、家庭命运的同时，也再造了一个东方古国的重新崛起。
命运垂青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新技术革命踏在了相同的节拍上。美国一批战略家所倡导的“全球产业分工论”，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在觊觎 13 亿人口的大市场的同时，也纷纷将资本、设备、技术以及管理等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转移，尽管这几十年，我们也付出了环保、资源掠夺性开发等巨大代价，但不能不承认，国家和民族毕竟走到了强盛的边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有差距，也存在诸多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但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战略自信已非旧时可比。
多年后的今天，人类又一次站在巨大转折的门槛上。如果说前30多年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是建构在传统工业社会，甚至部分国家仍然是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话，那么，新技术时代则有本质性的不同，这即是，无论是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等次发达国家，以及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整个人类都已经被深刻而广泛地卷入到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而正是互联网在知识和技术的分享方式、人际交互模式、商品和资本的交易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改变，将整个世界变平了，从而给予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不同制度背景下的个人与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美国战略家关于“全球产业分工”的顶层设计，恰恰在最关键的地方忽视了“上帝有意留下的空白”，这即是，互联网发端于美国，又是互联网终结了西方国家在高端产业链的垄断地位。傲慢而过度乐观的部分西方战略人士，在30多年前绝对意想不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顺应和把握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潮头，孕育和成长出了华为、联想、海尔等一批世界级的高科技制造企业，以及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
未来二三十年的人类会怎样？在有中国参与的世界各大思想论坛、技术论坛上，以达沃斯论坛为标志，美欧中以及其他国家的成千上万的政治家、战略家、企业家、科学家、学者们在共同、持续、充分开放地勾画着人类的下一步，数千万个人尤其是年轻人，也在通过互联网关注和讨论着人类未来二三十年将会出现的“奇点”。
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预言：互联网即将消失，物联网正在兴起。在德国，由总理默克尔主导和推动的工业4.0从2013年提出，不到三年时间，已上升为国家级战略，并得到德国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广泛认同。工业4.0的模式是从下往上走，目的在于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美国则是从上往下推进，以互联网为推手，实现工业生产系统的智能化（机器、数据、人），这种被称作“工业互联网”的新事物，被美国产业界认为是自工业革命和互联网之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牵引和主导这场革命的是GE（通用电气）、思科、英特尔等企业巨头，美国政府给予资助。与之同时，材料技术正在出现爆炸性突破，硅时代即将结束，石墨烯时代开始；以基因研究为核心的生物技术也在形成“临界性”的革命。万物互联的信息技术、新材料、基因技术的全面融合，将使人类从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步入下一个全新的、令人激动和恐惧的新时代。
“摩尔定律”代表着科技界和人类精英们的集体强迫律。当全球各地的一批战略“疯子”们在仰望星空、臆想和设计未来社会的理论架构、思想架构、系统架构时，一批一批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们在资本和人才的驱动下，加速马力启动起逼近未来蓝图的战车。
阿尔文·托夫勒等卓越的未来学家们处于今天的时代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关于未来的预言，绝大部分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可以被兑现。
以进一步市场化、法制化、全球化迎接未来冲击
一位叫福山的美国政治学家曾经断言：西方的民主制度、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生活方式，也许就是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终点……福山以一本《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得到了“15分钟的名声”；25年后，在他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他显然不再认为，西方体制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剂良药，书中有大量的篇幅在反思美国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的缺陷，书的扉页引用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名言：“对于一个好政府来说，执行力是第一位的……不管一个政府基于怎样的法理基础，如果缺乏执行力，它都是坏政府。”
中国以30多年的叠加速度走完了西方国家耗时200年左右的工业化进程，这和这个国家在正确方向下的强大的执行力息息相关。毋庸讳言，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的社会与经济病变，但同样依赖执政党和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自我批判传统与纠错机制，中国正在朝向市场化与法治化的轨道艰难而快速地转型。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所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三中全会《决定》”）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四中全会《决定》”），涉及改革面之广之深，出台如此之迅速，在西方的决策体制下是不可想象的。
企业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唯有企业个体、族体以及整个产业链的强大，才能铸造国家的强盛。当今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的话语权，正是奠基于千万家企业在30多年间为国家所积累起来的国民财富之上的。但其根本前提则是：改革释放了民族历史上最大的红利。
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经过30多年的追赶，我们已经逼近下一个大时代变革的起跑线，但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制造业在互联网等多种因素的冲击下普遍陷入困境，企业家群体的短期逐利行为成为潮流。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各行各业的企业来说，挑战远大于机遇。
未来二三十年的冲击显而易见。在中美欧三大竞争板块中，美欧的民主制度和福利主义显现出了“制度疲劳”，而中国的问题在于，上一个30多年的改革边际红利正在大幅度锐减，必须有新的、更具根本意义的变革，牵引企业、社会与各阶层的人群一起走出“国家的疲劳”。“两个决定”（“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正逢其时，它们将会持续而全面地释放出国家的能量，如果进一步深层次的改革不发生“颠覆性错误”（国家主席习近平语），中国有可能在三大板块的竞争中率先突起。
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市场化，会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方面的潜在活力，最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和配置资本、人才、技术等各类资源，尤其会大幅提升企业家和创业群体的信心指数，正如凯恩斯所言，在经济前景并不明朗时，投资家和企业家们的“动物精神”，即乐观的情绪所催生的勇气或冒险精神，在相当意义上决定着经济景气摆脱低迷、步入再度繁荣的走向。
法治化的要旨之一是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也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诞生和缔造一批世界级伟大公司的基石所在。中华民族并不缺乏创新的基因，在前30多年的全球技术革命中，一批留学于美国的华裔科技人才是美国科研院所、大企业中的一股中坚力量，在硅谷创业和从事研发的中国人，这些年来，一直以骄人的成果向世人展现着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以法律的方式和有效的执行确保公民和法人的合法财产权不受侵犯，知识产权不被窃取和侵占，将会极大地驱动全社会的创新热情，并在更大范围内吸引更多的留学生、 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企业家们，参与到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竞争未来制高点的队列中。
全球化是一场和平时代的“洼地竞赛”。30多年前，邓小平等伟大的改革思想家和战略家，在中国大地上开掘了一个巨大的“政策洼地”，中国人自身的创造激情被大规模地释放出来了，全世界的资本、技术、人才也纷纷涌入中国。30多年后的2014年，新一代的领导人，以更具全球视野的智慧，和不亚于上一代改革家们的气魄所进行的顶层设计，极有可能会在中国形成新的“洼地”，不过这一轮的“洼地”具有鲜明的指向：一切基于法治的框架之下。
教育为本：从“人口大国” 向“人才大国”转型
中国以30多年的步伐完成了国家和企业的“原始积累”，但我们也付出和正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低成本、低质量、低价格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发等后遗症，已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期之痛；上一个30多年我们所拥有的战略优势正在逐渐地丧失，甚至有可能转化为战略劣势。13亿中国人必须与“狼吞虎咽”的发展模式告别。
未来二三十年，对中国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期，又可能是繁荣的终结。在这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标志的新技术浪潮中，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人才的竞争。“人口红利”的观点值得商榷。上一个30多年，我们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口资源，并对接全球产业大转移的机会窗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但是，今天及以后，“人口大国”将不再是优势，二三十年内，人类财富创造与实现的方式会加速度走向自动化、信息化与智能化，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消费模式、服务模式以及社会治理模式都将发生根本改变。因此，中国必须从“人口大国”向“人才大国”转型。
教育是“人才大国”之本。与其增加人口，不如增加教育投入。教育的投入，重在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地位与待遇。历史一再表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之路，无不是根植于教育的现代化基础之上，无论是美欧各国，还是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等；我国改革开放伊始的高考制度改革，将被“文革”耽搁的百万青年人招进大学，从而奠定了共和国几十年各个领域的一大批栋梁之材；然而，在过去20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几千万乡村青年男女背井离乡，为着改变个人与家庭的生存命运，同时也间接为国家的进步与繁荣做贡献，但隐形而巨大的代价是：中西部村镇大批的留守儿童、少年的教育遭到忽视。
重振中国的乡村教育，关乎着国家的未来。“培养一个孩子，消灭一个罪犯”，这是日本政府曾经倡导的教育观；同样，大批农村青少年能够普遍接受良好的知识与智力训练，以及公民素质训练，我们在新的技术革命的竞争中，才会有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根基。当今中国，有不少的科学家、政治家、学者、企业家等都来自于乡村， 或者曾经在农村有过历练。
当然，培养大批的职业劳动者，掌握现代技术本领的工人、种田能手、乡村医生等，是我国教育应该格外重视的基础环节；德国、日本、瑞士等国的职业教育，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中国社会最缺乏的是工匠精神，总是倡导“颠覆”的文化是无法将整个经济带出低成本、低质量、低价格的轨道的。
在普遍教育、职业教育的同时，也要因材施教，鼓励差异化发展，让优秀的人快跑。中美教育的一大差别是，中国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提出和强化“工程师的摇篮”，而美国则注重领袖教育。面对未来的信息化与智能化时代，我们必须在各方面涌现出一批世界级的政治、商业、军事战略领袖，和一批具备国际水准的科技领袖、文化领袖。他们既是人类主义者，又是国家主义者。
教育应以教师为本。只有优秀的教师，才能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过去二三十年，国家和社会在学校的硬件设施投入方面下了大功夫，但对教师尤其是中西部乡村教师的待遇改善并不明显，与其他领域的知识劳动者相比，教师的整体收入普遍偏低。中西部教师的待遇如果能够做到与北京、上海看齐，相信一定会出现大批的“孔雀西北飞、西南飞”，当“灵魂工程师”们成为全社会最有地位的阶层时，中国的二次腾飞便有了更多的希望。
（本文作者为华为国际咨询顾问、《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一书作者。编辑：包芳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