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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深圳特区年龄相仿，把青春、职业生涯的黄金岁月献给了深圳这片土地。
他们从深圳出发，去往世界各地，将深圳人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世界大舞台。
他们历经风雨，见识过特区建设黄金时期的风云变幻，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个中艰辛。
年逾不惑，不再似少年般轻易慷慨激昂，但依旧心怀梦想，内心笃定的方向从未动摇。
技术上要“特立独行”
在同事眼里，向际鹰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男，讨论起技术来非常较真，生活俭朴，甚至有时有一点不修边幅。
1999年，向际鹰眼里的深圳充满机会，首届中国国际高新科技成果交易会刚刚结束，这片土地充满着对人才和技术的渴望。抱着发挥自己优势的期望，向际鹰来到深圳，并加入中兴。他从普通工程师做起，经历了2G到5G的项目开发，直至成为中兴首席科学家，向际鹰见证了中兴在通信设备领域从跟随、并跑到领先的蜕变。
从进入公司起，向际鹰就一直不断学习、广泛地与公司内外专家讨论，希望能为公司创新作出一些贡献。”我给自己定下目标，跟公司各领域顶级专家讨论时，一周之内要能听懂，两周之内要能够提出特立独行的想法“。
3G时代，ATM协议被写入标准，这时向际鹰和研发团队提出了全IP无线通讯网的想法，在公司内部就起了很大争执，不过最后决策层还是同意了这个新方向的开发。在此基础上，中兴推出了全球首套全IP的核心网、控制器和基站。
“一开始客户认为我们特立独行，质疑很强。但最后都体会到了全IP带来的好处。”向际鹰说。
2006年开始，向际鹰和同事们又一次特立独行地推动了软基站SDR的开发，在当时，软基站在性能、成本方面，风险还是很大的，但中兴顶住了这些压力，成为在软基站产品方面最早和最成功的企业之一。
2010年前后，4G刚刚开始部署，向际鹰和团队同事已经在思考基站组网的问题。“设备之间的PK，比峰值速率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大家都很容易达到。在实际干扰组网下的性能就成为一个焦点。传统的站间协同干扰消除方法，对传输要求太高，几乎无法实现”。
后来，中兴通过cloud radio的技术创新，大幅放宽了传输要求（带宽和延迟分别放宽了40和300倍），从而真正从工程上解决了站间协同问题。
“前瞻性很重要，市场是多变的，一夜之间可以一百八十度翻转，但研发却有很大的惯性，不易转向。所以研发必须超前，就象变形金钢一样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向际鹰说。
2012年，深圳街头的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彼时的4G技术尚处于推广期，但向际鹰和团队已经在考虑5G中的一项关键技术Massive MIMO。当时普遍认为，这项技术必须等到5G修改了标准和终端之后才能实现。向际鹰和算法团队发现一些方法可以在4G中不改变终端和标准就支持Massive MIMO，一向强调技术创新的公司管理层如获至宝，短时间内匹配了规模强大的开发团队。
2014年6月，在荷兰举办的5G World Summit上，向际鹰代表公司首次提出基于Massive MIMO的pre5G概念，此后率先演示，商用，在行业引起轰动。
在201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中兴凭借Pre5G Massive MIMO摘得两项（“最佳移动技术突破奖”和CTO 选择奖）移动“奥斯卡”大奖，评选委员会给出了“颠覆性创新”的高度评价。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是5G技术的率先实现，让中兴成为了“5G先锋”。目前，基于Massive MIMO的4G和5G基站已大量商用。
2020年8月，深圳已经建成5G基站4.5万个，成为全国首个5G独立组网全覆盖的城市，其中中兴承担了相当份额的建设。
回顾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次次升级，以及自己的工作历程，向际鹰认为丝毫不敢松懈，“以往公司内熟悉产品的专家较多，但现在顶级的理论专家也很多，因此可以在理论和产品结合的方面作出持续的创新。技术决定架构，架构决定产品，产品决定市场竞争力，要用技术说话。”
行者无疆
结束了与海外客户一天的在线会议，张健鹏依然神采奕奕。疫情之前，每月绝大部分时间，他会奔波在各大洲拜访客户和运作项目。经常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短暂停留就需要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样的工作对这位深圳特区的同龄人来说已经是常态
2001年，张健鹏从浙江大学本科毕业进入中兴通讯。三年后，张健鹏响应公司号召，被选拔奔赴国际市场。他清楚的记得，这一年的深圳地铁刚刚通车，中兴成为首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产品进入俄罗斯、罗马尼亚、挪威、希腊等多个欧洲国家，特别是在举世瞩目的雅典奥运会上，中兴成为第一家服务奥运会通信网建设的国产设备厂商。
从一名通讯技术工程师到大型项目的负责人，从非洲到亚洲再到全球，张健鹏一干二十年 ，足迹遍及六大洲一百多个国家。他记得刚出国那会，缅甸的一张电话卡要卖到两万多元。当时的缅甸电信业发展缓慢，网络基础设施落后，移动通信的普及率非常低。借着缅甸市场开放的契机，在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努力下，缅甸电话卡的售价已经降到了几块钱，手机普及率超过100%。
目前中兴通讯产品已经服务近一半缅甸市场，建立了当地的客户服务中心、培训中心、物流仓库和备件基地，代表处人员也突破600人。作为通讯人，改变当地落后的通讯状态，架起人与人沟通的桥梁，改变人们的生活，极大促进当地社会的发展，这样的经历比比皆是。
2013年，张健鹏负责了马来西亚第一大运营商的全网替换项目，要求短期内完成几千个站点的切割，并通过验收，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工程团队联合产研团队展开攻关行动，集中力量攻克和解决技术问题，并与客户高层直接建立联系，消除沟通杂音，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网络品质有了大幅的提升。项目组不舍昼夜的工作精神和高效的优化成果赢得了客户的尊重，主动提出项目结束后一起去爬马来西亚最高峰沙巴神山，这座山同时也是东南亚最高峰。据项目组同事回忆，“登顶那一刻，天气很好，有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气，加上项目的成功，大家都非常激动。”也因为这次活动，让大家体会到，登山过程的努力和坚持，不畏艰辛正是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
人生有如登山！面对大自然，感受到自身的渺小，怀着憧憬、谦卑、敬畏和感恩之心，体会登山过程的艰辛，一步步抵达巅峰，做到“真诚，简单”。繁忙工作之余，张健鹏会抽出时间参加马拉松和登山，也会推动大家一起参与。每年2次半马，登一座5000米以上的山峰，是他第一阶段的小目标，保持精神、身体和心理健康。
“登山最痛苦的时候，想想怎么样都要活着回来，很多事情做起来就没有那么难。”几年下来，登顶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欧洲第一高峰厄尔布鲁士，青海玉珠峰；深圳磨坊百公里徒步，壹基金50公里山地徒步，玄奘线戈壁徒步；穿越腾格里沙漠。在张健鹏看来，“定力和韧性很重要“。
中兴的海外事业拓展亦如登山一般，从依靠性价比到凭借技术领先优势，从相对粗放变成聚焦价值市场，过程历经艰辛，但从未止步。
凡有人的地方就有通讯需求，就有中兴人的身影。张健鹏感触最深的还是中兴在海外境遇的变化。从早期在海外市场的“不受待见”，到逐渐建立信任，成为客户可信赖的合作伙伴。跨文化的融入，当地的税务、法律、供应链、工程交付风险，困难重重，一批批中兴人披荆斩棘，让中兴的产品进入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20亿用户，也大大提升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国际形象。
张健鹏感觉自己非常幸运，赶上通讯大发展黄金期和特区改革开放飞速发展期，20年无悔青春，无愧时代赋予的责任和担当。他说：“路虽长，行则将至；山虽高，攀则必达。期待深圳的未来更美好！”
人生不设限
工作从研发、市场营销、品牌到产品战略规划，爱好从足球、户外、旅行到自由搏击，崔丽对自己的人生从不设限。
2001年，崔丽从硕士毕业即入职的中兴通讯南京研究所调动至深圳。刚刚到深圳那会，她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太热，没有历史，缺乏安全感”。当时坐车从宝安去到南山，要经过南头检查站，并出示“边境通行证”。
而此后，深圳的飞速变化开始不断刷新着她对这座城市的认知：没有技术含量的电子加工逐渐升级为高新技术产业；比内陆城市人口密度更大却更高效运行的民生服务体系；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和企业落地深圳，并获得跟这个城市一起的快速成长。
“深圳，始终年轻、独立且平等，心存高远却脚踏实地，不断自我进化，不断创造历史。”崔丽越来越觉得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核跟自己还蛮合拍的。
在中兴，崔丽最开始从事网管软件开发，入职三个月就出差深圳独自一人搭建路由器、服务器和数据库环境进行产品测试。半年多之后被调入市场营销，第一个被安排一线支持的却是计费项目，当时计费产品刚初具雏形，而做网管软件的她对计费几乎没有概念，抱着砖头厚的电总规范看了三天，就独自去了重庆。之后的时间，基本就在每天白天跟客户一起讨论需求，晚上跟家里的总工和团队更改设计到凌晨中渡过，两个月之后，终于签下了公司第一个电信级计费合同。一年多之后，她调动至CDMA，也仅用了半年的时间成为技术营销的骨干，并在此后的联通二期CDMA招标，带领技术团队周密策划，跟销售团队高效协同，最后交出市场份额翻倍的亮眼成绩。
在市场营销做的顺风顺水后，崔丽受命筹建商务技术部，担纲公司两千万美金以上海外项目的综合技术和商务，几乎从零开始组建团队，从项目中来到项目中去，从摸索方向到自成体系。 好强、敢拼、专业、敬业，更重要的是不设限制，像极了这座城市的个性。
“中兴有很多牛人，无论是技术大拿、管理高手、销售精英，其实跟他们相比我根本不算什么，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太多东西了。另外，我自己也很喜欢跟外部交流，无论客户、媒体、资本方还是行业分析师，都能获得更多信息，学到更多视角和思维方式。”崔丽认为，不设限的另一面是持续学习和自我进化。
崔丽最近一年多的爱好是自由搏击，基本每周去拳馆，视频看起来也是虎虎生风，周边的人往往惊讶于这位外表文静、身材纤细的女士怎么有着这么血性的爱好，而熟悉她的朋友会说，这没什么的。
正如深圳的开放和多元，崔丽的朋友多是不同行业，年龄更是跨越从50后到00后，而她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是五花八门。“圈子尽可能的多元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让你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太容易有思维定式，而且可以挖掘各种潜力和可能。”崔丽这样解释她对圈子和爱好的理解。
与牛人为伴，拼命吸收。直到今天，崔丽仍然坚持每天在工作间隙学习英语，保持语感；每次跟客户交流之前，她都会亲自准备材料，并习惯阅读数倍的相关信息以确保效果；即便无数次代表公司在媒体和论坛公开发言，面对这次访谈，她还是仔细的准备了手卡，以便更清晰的表达。
“我希望自己始终像小女孩一样保持初心，知世故而不世故，像宝藏一样汲取营养，同时也带给别人营养。”崔丽说。
打造极致的云公司
近年来，深圳聚焦数字产业化，相继出台了支持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集成电路、5G等新兴业态发展系列的政策措施，不断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中兴通讯一直紧跟时代步伐，借力深圳良好的环境，加入到数字经济的大潮中。
同事眼中的胡继东是极富感染力的“数字化布道师”，讲课幽默风趣，谈起数字化的时候目光坚定，娓娓道来。
2004年，胡继东加入中兴通讯，从测试部到IT部，再到负责公司整体数字化转型的DT产品线，他见证了中兴数字化能力的转变。
2020年，新冠疫情的突然来袭，如何确保中兴员工在线办公的顺畅，成为胡继东操心的头等大事，这也是中兴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后的全面大考。
“整个的DT产品线在大年初一就开始进入战时状态，中兴通讯自身的网络、云桌面，音视频会议等自研产品都最短时间承载了数倍于常的业务量。经过和兄弟单位十多个通宵的不懈努力，自研产品运行稳定、体验流畅，全面支撑了全员远程在家。”数字化办公顺利地通过了疫情的大考，胡继东才长吁一口气，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下来。
然而，相比”打造极致的云公司”这一数字化转型的愿景，确保员工数字化远程办公仅仅是很小一部分工作。
早在大数据时代刚刚来临时，许多企业已经将“数字化转型”提上日程，但真正能转换为生产力的并不多。胡继东坦言,”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高投入，缓释产出的工作，类似于旧城改造、高速公路换轮胎，既要升级整个企业的技术架构，还不能影响现有的业务运作和体验，过程中会遇到诸多技术问题。”
繁琐的汇报审批流程如何简化？不同团队的数据如何互通？长时间出差的员工如何在保障信息安全的情况下高效办公？当看似简洁的目标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困难呈指数上升。
“让用户一分钟内学会一个小功能点，屏幕最多点4下就结束任务。 ”就这样，无数纷繁复杂的需求被拆分为一个个小目标，逐一击破，发现问题，快速迭代。
胡继东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处奔波，与内外部客户进行沟通、识别场景、理解动机、提炼价值，转化为可实现的目标。
“国家的强盛与基础设施的领先相关，企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领先相关。而目前正在做的中兴数字化转型本质上就是升级公司的基础设施。能否借助数字化转型重构公司的基础设施，将影响公司未来十年的发展。”这成为胡继东在数字化转型道路上“死磕”的原动力。
目前，中兴通讯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单兵作战武器iCenter的全面应用，为内外部用户提供了一站式的数字化作业平台。胡继东和他的团队正在通过大数据和AI技术，在营销，工服，供应链，研发，安全等领域不断的减少重复的人工作业，让企业运营从线下，线上，在线迈向智能化。
与深圳同龄的胡继东像深圳一样，充满朝气与活力，对未来满怀信心。在数字化、5G、新基建的技术浪潮中，他和他的数字化团队在深圳这片热土上，为中兴通讯的发展贡献青春，为深圳的发展付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