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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入口处，大量撑着伞、背着双肩包的“半导体人”步履匆匆地涌入馆内。已连续10年成为全球最大半导体盛会的SEMICON China（中国国际半导体展览会）迎来了比预想中还要多的人流。
3月20日，SEMICON China闭幕后，SEMI（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中国市场总监姚刚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今年SEMICON China在参展规模和观众人数上，均远超2020年，并可能超过疫情前的2019年。
他还表示，赶SEMICON（国际半导体展览会）的场子，来SEMICON China打卡，已经成为了半导体人的一种时尚、一种存在、一种身份。
这场被人们戏称热度不输China Joy的半导体盛会背后，是疫情和贸易摩擦之下，全球经济衰退而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却好过预期的强劲增势，以及中国在全球市场地位的改变。
热情背后是中国的行业生态
2020年，数字化应用的加速，推动半导体全行业实现了7%~8%的高增长。不管是电子器件、集成电路、资本支出，还是半导体设备销售，均高于此前预测。
SEMI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增长18%，中国半导体设备市场增长39.3%，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市场；2020年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增长4.9%，中国半导体材料市场增长12%，成为全球第二大半导体材料市场。
亲历了11届SEMICON China的姚刚，见证着中国半导体生态的变化：“中国经济构建的新发展格局、保持中国经济活力的新基建、人们转向线上生活等等的一切，让芯片平凡到如同柴米油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同时，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海外产能无法全部释放，让流片封测集中到了中国，而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也纷纷转向了国内的芯片供应商，这些都让中国芯片制造的责任越来越大。
姚刚提出，半导体是个重资产的行当，但目前中国半导体投资比重大致为：IC设计占70%，IC制造和设备材料仅各占15%。
他表示，长期以来，芯片是中国进口额最大的单列产品。在国际环境以及“国产替代、自主可控”的氛围下，芯片在中国引发了投资热潮。数据显示，仅2020年第三季度，就有1.3万家企业在工商注册信息中，把业务范围扩展到了集成电路。
然而，国产替代绝非仅靠封闭的国内循环就能实现，为国内的半导体行业提供一个更加开放的技术交流平台，从而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生态链，是这类峰会的初心，也是它们受到中国半导体人追捧的重要原因。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周子学表示，当前芯片短缺“史无前例”，半导体产业是高度国际化的，只有不断强化半导体产业的开放、合作、创新和共同发展，才能缓解这种局面。
中国电子商会会长王宁认为，我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基地，同时也是全球半导体消费的巨大市场，但是我们每年仍然需要进口大量的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制造设备。随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半导体需求将进一步扩大，如何进一步促进半导体行业、半导体技术和设备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他提出，中国半导体产业和国际半导体产业进行技术和贸易交流合作是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中国的庞大市场也为国外半导体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外企高管亲自访华参会
出于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全球领先的科技集团贺利氏董事会成员施蒂茨（Frank Stietz）2月中旬专程从德国来到了中国，开启了全球疫情下的第一次跨国旅行，其中一站就包括在上海举行的SEMICON China。
3月17日，施蒂茨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的防疫、经济和市场的复苏，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好，“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这和欧洲很不一样”。与此同时，贺利氏在中国这一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也收获颇丰，整体的业务实现双位数增长，半导体相关的电子业务相当活跃，这也让中国业务在集团全球的占比进一步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据介绍，贺利氏在中国的电子业务主要分为两个板块——集成电路的封装和电力电子业务，前者是为半导体行业的封装供应材料，后者则为电动汽车市场提供材料。作为贺利氏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中国市场贡献了贺利氏电子业务全球营收的四成左右。
今年3月10日，贺利氏还宣布通过扩大与初创企业的合作，来拓宽其在中国的开放式创新渠道。
“中国正在引领着新材料和先进制造领域的创新，也将在全球市场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我们持续加强‘在中国、为中国’的本土化战略的动力所在，也是关键。”施蒂茨告诉第一财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卖产品，到后来大规模建立基地、把生产制造放在中国，目前公司正加速把创新和研发环节放在中国，接下来还将在中国做更多方面的投入。
2018年，贺利氏电子业务领域在上海成立了创新中心。施蒂茨表示，这一创新中心每年都在持续新增研发人员以及数百万元的设备投入，与产业链上的客户合作良好，并在近几个月陆续启动了与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产学研合作项目。
“疫情对于集团推动与高校的合作上并没有什么影响。”贺利氏电子中国区研发总监张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和企业更偏向应用端的产品开发不同，高校更偏向基础研究，在有些设备上也比企业更先进或完善。因此不仅可以帮企业做测试，还可以通过产学研三方的合作，共同解决客户的问题，并为企业培养更加匹配的人才，以缓解招工挑战。
除了上海的创新中心，贺利氏在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投资1.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亿元）新建的贵金属工厂也已投产2年多。此前，贺利氏在上海闵行，江苏太仓、常熟，山东招远，辽宁沈阳等地设有公司。走访这些公司，和当地政府会谈，拓展业务的更多发展机会，也都将成为施蒂茨此次克服疫情挑战、跨国访华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