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28日，原本是平常的周五，北京的不少居民们眼看着天色暗下来、屋内也暗了下来，却发现电灯点不亮、电视看不了、电扇转不动。
等了许久，事后才知道，北京在这一天遭遇了大规模停电，京津唐电网5次紧急限电，北京城被拉闸765路700多路次电路被限电，涉及全市30多个地区。
好事的媒体给这一天起了一个“黑色星期五”的绰号，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事实上，那个年代停电是常有的事，北京从1992年1月2日起，全年有278天拉闸限电，直到1995年华北电网“9511工程”完工，北京才彻底告别拉闸限电。
30年后的2022年8月，限电停电仍然时有发生。于是习惯了“电表自由”的人们，开始对能源结构产生了一些问号。
比如为什么平时声音最大的新能源在关键时刻不出力？为什么不加大传统的煤火电建设？甚至有声音联想到德国重启煤电、美国上半年光伏装机量不足规划的一半等事件，认为欧美碳中和规划是虚晃一枪，要开倒车，觉得我国的新能源建设也要缓行迟缓。
这些担忧有点过虑了。且不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比占达到80%”的标准，依然是全球最高；美国众议院最近也通过了一份近4000亿美元的气候相关法案，鼓励太阳能、风能发展。地缘战争或许能对趋势产生干扰，但却无法影响潮流的最终走向。
而且在碳中和领域，中国除了产业利益，还有更高层面的考量。纵使欧美真的倒退了，我们也要做。
正如丁仲礼院士接受采访时所说：我们要做。因为中国做的好处是彻底解决大气污染的问题，中国的做法和政府纯粹是从国家的大发展来看待的，我们考虑的是真正的社会福祉。
而新能源也正在发挥作用。比如在山东、河南，许多村民楼顶安装了光伏，发电自己用也可以出售，七八年回本，后面近十年就是盈利，还能成为营收项目。也有不少工厂通过光伏和储能替代了火电消耗，环保又省钱。
但不可否认的是，新能源建设并非一蹴而就。2021年，我国风光发电量占社会用电量比重仅为12%，要取代传统能源取代火电、成为主力，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诚如从2005年开始参与新能源投资的IDG资本所言，新能源行业是个标准的制造行业，下游需求并非简单的线性增长，影响需求侧波动的因素多且复杂，不会像互联网等行业一样呈现短期爆发式增长；而供给侧也存在各环节制造产能释放速度不同所带来的周期错配，因此周期性波动就成为这个行业难以忽视的特点。
事实上，从1949年起，新能源建设也确实经历了跌宕岁月：1949年-2004年的幼年萌芽期、2005年-2020年的青少年探索期，而当下才刚刚进入青少年发展期。但，可以确定的是，当下的种种反复和困难、问题，只是“节奏”问题，而非“结构”问题。
这不是中国新能源产业第一次穿越周期。我国新能源建设，依然会步伐稳健，实现一场“理想的升华”。
幼年萌芽：风电先行
一个国家的能源体系，是“大自然的盲盒”。沙特开出了全球畅销的石油黑金、俄罗斯开出了欧洲做梦都想要的天然气，而我国的盲盒里则是“富煤、贫油、少气”。因此，我国能源结构围绕着煤炭一步步发展壮大，发展。
但煤炭带来的污染问题也越来越被社会重视，我国也早早开始探索新能源，寻找和利用大自然给予的其他馈赠，比如氢、光、风等。
氢能被誉为终极清洁能源，中国自然不会错过。1949年3月成立的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有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便是“氢燃料电池”。1990年代起，长春应化所、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机构、院校，也开始向燃料电池零部件、整车方向做研发，可以说起步并不晚于日本丰田。但很遗憾，得到的是几乎为零的商业化。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院（前身为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
光的起步要晚不少。2000年德国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我国光伏产业才有了发展契机火花。师从光伏开山人的施正荣，带着技术和40万美元从澳大利亚回到了中国，拜访一个个地方政府，终于敲开了无锡的大门。也有了后来无锡尚德的起高楼起、宴宾客和楼塌了。然而，此时的光伏行业“装备、原材料、市场”三头在外，也还不堪大用。
在探索阶段，全村最靓的仔还是风电。1986年，山东荣成马兰风电场引进了3台丹麦公司的先进机组，建立了我国第一座陆上风电场。随后也有了当时亚洲最大的新疆达坂城风电场。但设备依然是购买海外的，而且设备维修一次的丹麦专家收费差不多是国内8个工人一年的收入。所以国产化，成为核心命题。
马兰风力发电厂，1986年
我国工程师们只能反向拆装、从零部件开始，一点点学、一点点造。1998年，新疆新风科工贸公司注册成立，一年后，终于研发出了首台国产风机，2001年时便用在了电厂并网发电，外资垄断我国风电市场近20年的历史结束了。而新疆新风科工贸，也改名为了大家更为熟悉的金风科技。
风电能够在探索期率先成长，和前期设备可以外部采购有关，也更和我国自主研发突破有关。但考虑到风电降本的途径多是叶片大型化等“物理”属性，而光伏、氢能则是材料驱动的“化学”属性，后者降本增效更加显著，天花板也更高，因此，新能源体系的建设，依然要走到光伏、氢能等领域。
到2003年时，我国的新能源体系包括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规模依然很小，折算成标准煤的话大概是5200万吨/年，仅占全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的3％。火电的霸主地位，难以撼动。新能源的理想美好却渺茫，直到一个重磅信号划破了寂静。
探索：光伏的两次转弯
2005年2月，我国《可再生能源法》通过，并定于2016年1月1日实施。这是一个信号，拉开了新能源发展的序幕。我国各地敏锐的企业家们，纷纷动了起来。而变化最大的领域莫过于光伏。
晶澳太阳能、合盛硅业、晶科能源等公司相继在2005、2006年成立；三叉戟聚齐的隆基股份决定转型，从半导体材料设备切入光伏硅片领域；已经是饲料领域龙头的通威股份，也投资入局硅料领域；做低压开关业务的正泰电器，开始涉足户用光伏。
企业家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水温，具备前瞻性的投资人开始谋篇布局。比如而IDG资本也在2005年就捕捉到了新能源产业的变化，率先在国内成立专门专门投资团队聚焦新能源的投资团队，研究海外产业、跟踪国内发展，建立认知框架。
在行业的青萍之末，企业家和投资人都会充满憧憬。然而，回顾我国光伏发展历程的话，先行者唯一能确定的是“降本、增效”， 无法想象的是“惨烈、内卷”。这其中有两次技术大转弯，让一批玩家坐上“一等座”、也甩下了另一批玩家。
第一次转弯发生在2011年前后，晶硅电池把薄膜电池挤下了车。当时从2004年起，薄膜电池依靠性价比优势，市占率从5%左右不断提升到了20%，大有和晶硅电池平分秋色的趋势。然而，2008年-2009年期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太阳能行业补贴收紧，多晶硅料价格暴跌70%，薄膜电池的成本再无优势，市占率也不断下降到3%。
第二轮转弯发生在2015年-2020年，单晶硅片体系把多晶硅片体系甩下了车。单晶硅片技术的主导者是隆基股份，在2006年多晶硅片热门的时候，切入“无人区”单晶硅片。2013年，隆基成为全球最大的单晶硅片生产商。
但一花独放不是春，单晶硅片要想持续发展，必须要在电池、组件等领域都形成良好的生态支持。2016年，单晶硅片市场占比仅20%。但变革正在发生，尤其是电池技术领域。
光伏电池技术很多，2016年之前占主流的是BSF技术，而2015年起PERC技术的研发也在加速。PERC电池和单晶硅片更配，利用效率更高，所以，PERC是单晶硅片体系的重要驱动力，需要发力突破，而两个重要玩家则是：隆基和爱旭。
隆基在2014年收购乐叶公司，自己下场做电池和组件业务。而爱旭股份则作为专业电池公司，也率先实现了研发突破。
爱旭股份在我国金太阳工程刚启动的2009年成立，也是抓住了机遇、开了好头。爱旭最初的产品是多晶硅片电池，但在2017年率先实现了单晶PERC电池的量产，2018年爱旭的单晶PERC电池出货量就到了全球第一。
毫无疑问，能实现突破是爱旭在研发上下了大力气，而且，正好在2016年，爱旭也收到了一大笔来自于IDG资本的“粮草补给”。
作此决策的IDG资本新能源投资团队成员结构丰富，有来自技术侧的、也有产业侧的。2008年就投资了薄膜电池公司钧石能源，彼时正逢薄膜电池的春风期，技术、规模都很可观。
而后我国光伏产业相继经历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光伏补贴减少、2012年欧洲“双反”等冲击，企业家压力陡增、投资人也开始退却观望。
但IDG资本却认为，光伏可以让能源行业从“资源驱动”转变为“技术与制造驱动”，行业低谷一定会过去，而引领行业的是那些有先进颠覆性技术或制造优势的公司。
投资爱旭正是如此。
在投资之前，IDG资本团队就已和爱旭创始人陈刚有多年交往，通过长期的交流、调研，IDG对于爱旭团队非常认可，同时也坚定判断：电池领域正发生技术变革，PERC取代BSF，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且大概率会发生的趋势。
2016年年底，IDG资本团队在珠海时专门请来了陈刚和几个合伙人会面，最终决定投资爱旭股份9亿元，成为了爱旭的第二大股东，这在当时相对低迷的新能源一级市场里也是大手笔。
IDG带来的不只是资金，也是信心。IDG资本和爱旭团队一致认为，必须要加大研发、把握技术红利。爱旭股份火力全开，研发费用在2017年就增长了54%，突破了1亿元，随后一年又花了2亿元。
爱旭股份晶硅电池生产车间，2016年
给钱的人给得果敢、花钱的人花得果敢。当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无论企业还是投资，拍板的那一刻，都源于长期的积累。
不只是资金，IDG资本还为爱旭带来了实业资源，牵线搭桥帮助爱旭在义乌、天津、珠海等地，落地工厂、扩大产能。2016年爱旭收入接近16亿元，三年后就增长到了60亿，利润更是扩大了5倍，达到近5亿元。
爱旭股份的PERC技术突破，不仅带来公司经营改善，也推动了行业变革。入局PERC电池的玩家越来越多。2016年时，PERC的市占率10%左右，但2019年就达到了65%，2021年则占到了91%的主力地位。而单晶硅片的市占率也达到了90%。
隆基、爱旭双双晋级，企业家、投资者都用时间证明、也兑现了自己的认知判断。
当然，正如青少年都需要度过青春期一样，这一阶段的新能源也经历了躁动、泡沫、发展、收获。比如光伏领域，生产端不时地出现同质化加剧、产能过剩；而在消费端，也出现了骗补、弃光等现象。但光伏“好青年”总归是自我成长的。
随着两次技术大转弯，以及多次行业淘汰，尤其是2018年“531新政”加速了行业落后产能淘汰，逼得企业家不断想方设法降低成本，终于，2021年，光伏进入了“平价时代”，不依靠补贴来和火电完成交接棒。新能源体系建设也终于走出了青春的探索期，来到了发展期。
振奋：光伏的变革涌动
2020年的“碳中和、碳达峰”战略，是新能源从业者的定心丸。隆基、通威等大厂纷纷募资扩产，新玩家也一波波入局：彩电、面板业务为主的TCL，拿下中环股份控制权，拓展硅片业务；陕西煤业也通过购买隆基、赣锋锂业等公司股票参与新能源浪潮。
硅料的新技术、硅片的大尺寸、电池技术的变革等等。时不我待的风，吹起一波变革涌动。
2021年，在美股上市的晶科能源回到了科创板，从受理到上市仅用6个月。
而行业的蓬勃发展，也感染着从业者。晶科能源的前首席运营官徐志群，便在2020年11月，提出辞职。随后来到当时刚成立一年多的高景太阳能公司，担任CEO、开启了创业之路。
徐志群敢走创业之路，可以说是“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徐志群毕业于吉林大学半导体材料与化学专业，先后在多家光伏企业工作，2008年来到晶科能源后，成为研发核心，浆料回收工艺让该项成本从5000万元直降80%。而且徐志群也是晶科垂直一体化战略执行的核心人员，对产业链上下游也非常了解。
一个好汉三个帮。高景太阳能除了徐志群之外的股东实力也不错，有国企珠海华发集团、也有深耕新能源领域的IDG资本，随后股东也增加了爱旭、美的集团等产业资本。
这场实力颇丰的创业之旅，离不开IDG资本在双碳战略出台前就已启动的“穿针引线”。
2020年9月，IDG团队第一次和徐志群见了面。徐志群原以为只是聊聊产业，却没想到，在义乌的一个小餐厅里，聊了一件自己人生的大事。
而这次会面的契机，则要从2018年“531新政”说起。当时，国家宣布停止垫付光伏发电补贴后，光伏行业一时乌云笼罩，A股光伏板块连续下跌。
但IDG资本却认为，“这次去补贴的时候，说明经济模型已经成立了。能源转型的本质还是存量需求替代的过程，能实现替代的关键之一就是经济模型的成立，未来才可能在产业链上下游实现大规模的产业化渗透。
而经济性模型的真正建立，不能靠政策补贴，而是技术进步、规模制造等带来的成本真正降低。所以‘531’之后一年其实是投资新能源的好时机。”
硅片领域看似格局稳定，实则蕴藏机遇：大尺寸化带来新的格局窗口。正如投资爱旭一样，IDG资本再次在行业低谷时布局，和华发集团一起成立了高景太阳能公司。接着便是为高景找到“最佳指挥官”。
硅片不同尺寸市占率预测，CPIA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IDG团队和徐志群在义乌的第一次会面聊了近四个小时，一周后，徐志群凭借对行业发展趋势的理解，和IDG又见了一次面，决定创业了。
戏台搭好，唱将到位、戏曲开唱。徐志群开始组团队、谈资源；而股东也没闲着。华发集团为高景提供了“保姆式”服务，解决土地、厂房、水电等问题；IDG资本也以联合创始人的角色找人、找钱、找业务，并促成了高景和爱旭的合作。
如今光伏行业很流行一体化，龙头公司什么都要做，但高景的硅片、爱旭的电池片，却可以发挥专业化分工、合作的优势。高景目前的产能规划高达80GW，是隆基产能的一半，位列行业第三。
高景太阳能青海西宁厂第一根硅棒
光伏行业确定的前景，必然会引来一波波降本增效的比拼。与此同时，光伏要想平稳替代火电，必须解决出力不稳定、并网有冲击的问题，这就需要储能来“扶上马、送一程”。
储能：享受红利外溢
储能并不新鲜，抽水电站是常见的方式之一，另一种则是电化学储能，通俗点说也就是电池。电化学储能不依赖地形、安装便捷，是光伏的最佳伴侣。2022年，储能就成为资本市场最耀眼的星，无论业绩还是相关公司估值市值都是大幅提升。
一套电化学储能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电池、变流器、系统。而储能的发展，某种意义上说是而言，享受了其他领域的“技术红利外溢”。比如电池，由新能源车外溢；变流器，由光伏逆变器技术外溢；系统由电动车外溢。在三大部分中，电池是大头。而电池的发展，则由三条线推动：
一条是技术线，从铅蓄电池到磷酸铁锂、三元锂、钠离子、半固态、固态等等，每次技术变革都会有公司没落与崛起，也促使电池成本从2014年起也下降了70%以上。
第二条是市场线，2016年时行业补贴很高，有两百多家电池企业，但随着补贴逐渐减少，市场竞争加剧，到2019年时仅剩30家左右，减少了85%。
第三条线是迭代、转型。比如宁德时代就是从消费电子公司ATL发展而来；长城汽车则孵化出了蜂巢电池。近期刚完成80亿元融资的欣旺达EVB，也是从消费电子业务起家，迭代发展的典型。
1997年欣旺达在深圳成立，作为电池的OEM供应商，而在此前创始人王明旺就已经有了两次电池领域创业的经历，只是都因市场负责人提出分家而告终。2011年，欣旺达凭借和ATL的合作，进入苹果产业链，业务加速腾飞。而在消费电子高光下，欣旺达汽车动力电池业务也早在2008年就试水了。但关键一步还是在2017年。
201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速仅为2.3%，这和过去动辄10%以上的增速形成鲜明反差，而欣旺达管理层也敏锐意识到，手机的高峰期快要过去了，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曲线；但与此同时，2017年，新能源车补贴也开始减少，车企将压力传导给电池公司，甚至有舆论认为电池行业低谷来临。
电池业务到底要不要加码呢？在评估了自身实力以及对新能源车行业的趋势判断后，欣旺达还是启动了定增，募资25亿元，其中近20亿元投向动力电池。
而以一级市场业务为主的IDG资本，却也通过产品形式参与了定增。这是IDG再一次在外人以为的行业“低谷”时入局，而且是躬身入局。IDG合伙人成为欣旺达董事，参与公司业务发展决策。
虽然都叫电池，但消费级和车规级还是有很大不同。因此IDG邀请了广汽集团退休的副董事长到欣旺达讲解，帮助欣旺达提升对车厂的认知、从车体系里招人等，为之后欣旺达动力电池业务的拆分打下了基础，和欣旺达的开会也是家常便饭，双方会一起讨论每一个车体系客户的需求和类型，研究客户拓展策略等。
也正是因为长期的关注、陪伴，IDG资本在欣旺达刚刚结束的融资中继续加注，支持优秀的企业抓住风口更好“飞行”。
欣旺达储能电池系统
不久前，广汽集团也宣布投资百亿开启自主电池战略。电池的竞争，也还在继续。而动力电池的技术红利，也外溢到储能，让储能成本更低。
在储能变流器领域，依然是阳光电源等公司引领市场，发挥在光伏逆变器主战场积累的技术、成本、品牌等优势；而在系统领域，出货量排名第一的公司，可能听过的人并不多，名字是海博思创。
2010年，清华电机工程系硕士、加州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博士的张剑辉，从美国回国创业，基于对我国电动车趋势的看好，拉上两位同是海归大牛的校友在清华科技园成立了新公司，取名海博思创，寓意“一群海归的博士想创业”。
张剑辉曾在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工作，负责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技术相当过硬。而海博思创最初的办公室只有10平米，启动资金也基本都是前几年做高管时的积累，但他们很快就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逐步打开市场。2011年又介入了储能业务。
虽然海博思创是明星阵容，但还是要熬到2021年才能迎来国内储能爆发的真正元年。不过在这个期间公司倒也不寂寞，陪伴他们的还有启迪孵化器、IDG资本、清华控股等机构。
2015年IDG资本投资海博思创时，其业务依然以动力电池为主，但彼时IDG就通过研究笃定，海博思创的技术未来一定会在储能业务里有巨大的应用前景。2021年，海博思创以约1500MWh、储能系统出货量第一的表现印证了他们的判断。
如果说在此之前，储能是享受着其他领域技术红利而发展壮大的，那么未来十年甚至更久，储能将开始反哺，为电动车、光伏等行业的发展，提供稳定型、可靠性的好帮手，成为新能源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发展：氢能的未来期待
看着光伏、储能行业大干特干的热情，很容易想到“起了大早、赶个晚集”的氢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氢能发展相对都是慢的。幸运的是，行业里的企业都还在坚持。
比如2005年上海交大就有实验室在探索批量化制造技术在燃料电池领域的应用，并开发了高性能空冷、水冷电堆原型。“氢能当然要发展，而且要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随后就是一段长时间的默默前行，一直到2017年，早期团队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成立了上海氢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商业化进军。三年后，也就是2020年，公司终于实现了批量化生产。
这个突破，也被IDG投资团队捕获。2021年5月，在上海临港园区的厂房里，IDG团队和氢晨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沟通，也就有了随后的合作。IDG依然沿用了判断新能源行业的底层逻辑――解决行业主要矛盾的路径在哪里，机遇就在哪里。氢能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降本，而氢晨团队技术和市场化能力都很强，会形成清晰的降本路径。
而事实上，氢能行业也确实在解决矛盾中。自2020年之后，行业有了新变化：
第一是场景新。氢燃料电池并不是和锂电池竞争，而是切入更大体量的重卡、船舶等高续航需求的场景，从而和锂电池形成互补。
第二是生产新。以往的氢气多是化工氢或煤制氢，现在可以通过光伏电解水制氢。既解决了光电消纳问题，也可以将氢用在冶金石化等工业领域，提升能源效率；或者作为储能，实现能源转移。
尤其氢能领域的产业鼓励政策改为了“由奖代补”，更加有利于优秀企业加速发展。位于北京的亿华通、位于佛山的国鸿氢能、位于上海的重塑股份、捷氢科技、氢晨等公司，都在一边抓紧研发、落地商业化，一边募资补充弹药。除氢晨外，IDG也相继投资了重塑、捷氢等公司。
实际上，在这两年敢投资氢能源并不容易。
2021年整个行业车辆销售也就一千五百多辆，跟锂电车相比毫无地位可言。但无论做企业，还是做投资，一方面要有逆向、要前瞻，在人少的时候来；另一方面，对行业要有更深的理解。在能源行业浸泡了十几年的IDG资本坚信，全面去碳化已经是确定共识和核心驱动力。布局氢能，也是布局未来。
至此，以“风电、光伏作为中坚，储能作为辅助、氢能作为高潜力爆发储备、核电静待政策”的新能源体战队，逐步成型。
06
尾声
新能源的共识不断加强，但新能源体系的建设，也并非一蹴而就。正如人的成长一般，新能源体系建设需要“进化”：政策、企业、投资的进化。
政策一直在进化。在产业之初，国家用补贴来刺激企业积极性，这是积极有效的，尽管会出现骗补等泡沫。如今，政策也有了更加科学的地范式，在核心领域继续用补贴引导突破，但补贴更加精准，比如氢能产业政策就“以奖代补”：让优秀的企业得到更多奖励，加速优胜劣汰。
企业也在进化。比如隆基从半导体到光伏、又从硅片到一体化战略；海博思创从汽车电池BMS管理、到电网智能、储能系统；爱旭电池从BSF到PERC再到TOPCON、HJT等技术。而无论光伏、风电、储能、氢能，技术迭代依然滚滚向前。
IDG资本团队曾总结过，能源行业发展都会经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成本下降叠加技术和产品的成熟，促使替代经济模型成立；第二阶段是产品价值提升伴随快速渗透。两个阶段行业发展的特征有非常大的区别，企业面临的风险以及所需的资金和人才资源也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企业需要不断进化。
投资机构也需要进化。新能源也是制造业，从发展历史来看，不管是技术也好、供应链也罢，到最后水平都可以拉齐，规模效应到一定阶段后，边际效应就会递减。企业的核心差别就是在于企业家的差别，如何迭代技术、理解市场、把产品更好地卖出去、把规模制造管理好、去实现最大化的降本。
对企业家的理解，不只是理解人、也是理解事。这对于投资机构的认知提出了很高要求。像IDG资本内部不乏工科PhD，20余人的新能源投资团队里有一半都有能源行业从业经历，在技术侧、设备侧的经验和穿越行业周期的认知，帮助他们形成了系统的行业研究体系。这也才有了IDG资本一次次在行业低谷时的坚定。
而进化的另一面，其实正是坚持。
投资机构需要坚持。自2005年开始，率先入局的IDG资本经历了新能源行业发展的若干个周期，布局了约30家新能源企业，在光伏、电动车、动力电池、储能、充电桩、氢能等各细分领域都有布局，积累了重要的认知方法论。
回顾IDG投资新能源案例来看，2021年的氢能、2017年的电池、2015年的储能等，都是在行业出现“低谷”时完成的。实际上，看似低谷，实际也是他们判断行业出现重要转折的时刻，坚信技术创新、坚信能源革命，才能抵御住一轮轮周期波动。
企业也需要坚持。就像欣旺达创始人两次创业两次失败，但第三次依然选择了电池领域。就像氢晨，从2005年到如今已经18年，这也是一个新生婴儿成长成年的光阴；而历数新能源各个领域的龙头企业，又有哪一个没有经历过产业的至暗时刻呢？
新能源的发展有周期性，而周期是历练。经历过高峰低谷的企业家、投资机构，也才会有更穿透的观点、更深刻的认知、更坚忍的耐心，而不是把“阶段错配问题”当做“持续结构问题”。
再回看我国新能源体系建设，更重要的驱动力，是国家的决心、信心，是产业内生的驱动力。从建国之初改善环境、改善能源结构的诉求，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宏伟蓝图，从一个小理想，走向一个大理想。
而在碳中和实现的那一刻，能源革命穿越周期的中国新能源，是一场产业革命，也是一场理想的升华，依然会有更大的理想等待实现。当人类真正走向碳中和的那天，我们会为曾经的坚持而感到无比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