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十年，是我国科技进步最大、科技实力提高最快的十年，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变化，成功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展现了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整体布局和发展态势。”在5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科学技术部副部长李萌如是总结。
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从2012年的1.03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2.79万亿元，年均增长11.7%，研发投入强度从1.91%增长到2.44%；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10多年前的4.9万家，增加到2021年的33万家，其研发投入占全国企业投入的70%。
2021年，我国在国内外专利申请授权量460.1万件，比2012年增长2.7倍；截至2021年末，发明专利有效量达359.7万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1年的第12位。
十年来，在各个行业波浪式的前进中，虽然也经历了大浪淘沙、泡沫退去，但那些最具实力和勇气的中国创业者们，也脱颖而出并开始逐渐挺进深水区。尤其是最近几年，“硬科技”开始崛起，“专精特新”企业井喷般涌现，对那些过去难啃的“卡脖子”技术和行业展开攻坚。
风大浪大鱼也大。在科技强国的战略之下，“中国创新”的力量不可小觑，未来可期。
“硬科技”崛起，攻坚“卡脖子”
“中国创新”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站在转型的路口上。在一系列政策信号和市场趋势之下，尤其是在“华为事件”和疫情之后，互联网退潮，硬科技开始崛起，攻坚“卡脖子”技术和发展“专精特新”成为“中国创新”的主旋律。
“推动硬科技崛起主要有三重因素，最核心的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周期使然。因为经济发展在本质上需要科技创新来推动，而我们现在正处于上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衰退期，需要从生产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用下一轮技术革命引领全球经济的下一轮增长。”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博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也是硬科技理念的提出者。
而第二重因素，米磊认为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因。“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已经把发达国家能够转移给我们的中低端技术全部消化吸收了，而且在局部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接下来，国外不会再转移更高端的技术了，未来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创新。中国正处在从模式创新向科技创新转型的历史拐点，转型成功后中国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他说。
第三重因素则来自全球竞争的外因。“中国崛起之后，势必要面对美国等传统强国的打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大国竞争的制高点。曾经的美苏、美日都是这样，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要想越过陷阱，也必须在硬科技上发力。”米磊说。
作为生发于中科院体系的创投基金，中科创星深耕硬科技领域近十年，是国内首个专注于硬科技创业投资与孵化的平台。但彼时，风险投资机构们追捧的主要是基于互联网应用层面的模式创新公司，这类公司增长快、规模大，能够赚到快钱。
但在米磊看来，这些都是时代“噪音”，而真正的时代“信号”是2012年中国GDP增速首次降至8%以下，工业增加值开始缓慢下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超过50%，劳动力红利正在消退；但社会资本对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的投资力度远远不足，只是问题需要时间来慢慢显现。
抱着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路径新模式的愿望，米磊从科研人员走向科技成果产业化，并转身成为硬科技投资人。而这十年间，米磊也见证了硬科技从寂寞冷清到风口浪尖。
“硬科技有热度是好事儿，技术和行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助推。但硬科技需要的是有耐心的长钱和专业的钱，而不能是短钱和快钱。”米磊强调。
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过去很多年，芯片人才都没有涨过工资，但最近几年却以数倍的薪酬被疯抢。当一些硬科技领域成为所谓的风口，就难免会出现局部过热、资源浪费、人心浮躁等情况。一些技术水平并未达到能拿投资标准的企业在资本猛烈追逐之下获得丰厚投资，也有一些创业者并不踏实做事，而是按照to VC的思路包装自己。
“这些乱象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会对行业企业和人才的长期健康发展造成巨大伤害。不过，好在大多数硬科技创业者都是科研人员、科学家出身，他们是有情怀、有梦想的一群人。”米磊说。
发展硬科技的重要目的就是攻坚“卡脖子”。米磊认为，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需要面向未来。如果在原有的技术路上努力，最多只能是追赶，但无法超越。等你追上了，可能又要面临在下一时代继续受制于人的局面。所以，要想真正解决“卡脖子”问题，还是需要实现技术超越，通过实现技术上迭代来弯道或者换道超车。
比如，芯片已经成为像石油一样的战略资源，这意味着芯片领域存在巨大的国产替代的空间和机会。但米磊的重点会放在下一代光电芯片上。
米磊认为，21世纪是光学的世纪，半导体将从电子集成过渡到光电集成，再到光子集成。所以，早在2013年，中科创星就开始布局这个极冷门的赛道，但目前已经是非常热门的投资标的了。
“随着传统电芯片在摩尔定律失效后逐渐逼近性能极限，芯片由电到光的转换会成为新机会。与电子相比，光子作为信息载体具有超高速度、超强的并行性、超高带宽、超低损耗等先天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电芯片技术和国外存在4～5代的差距，但在光芯片领域，我国并未与国外形成代际差异，全球都在研发阶段。”米磊说。
摄影:《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专精特新”迎来大时代，创业者大有可为，产业掘金可期
硬科技不仅仅是龙头企业和大型公司的机遇，更是中小企业的大时代。与硬科技崛起对应的，便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走到了政策、资本和市场的聚光灯下。
所谓“专精特新”，指的是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创新能力突出”特征的中小企业，是工信部在2011年发布的《“十二五”中小企业规划》中首次提出的概念。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给政策、给资金、给平台，鼓励更多中小企业走向“专精特新”。
但目前来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整体融资比例还比较低。第一届专精特新技术创新大会上透露的信息显示，目前，尚未进入资本市场的“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近85%。
黑马企服的数据显示，仅有40%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获得过股权融资。而系统投资“专精特新”的投资机构也很少，目前在有“专精特新”投资经历的机构中，有67%只投资过1家。
不过，一批对时代保持灵敏洞察力的先行者已经尝到了甜头。从硅谷入行到回国投身国内的创投行业，蓝驰创投管理合伙人陈维广在近20年的投资生涯里，一直在专注早期科技投资。
“无论是从科技革命的迭代规律，还是国家扶植政策的动员能力来看，中国正迎来科技投资的黄金时代。”陈维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截至目前，蓝驰创投已经投了近2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陈维广认为，中国的创业投资之前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领域，而互联网的创业项目基本属于模式创新，早期多是复制国外的商业模式。分水岭出现在2015年，技术驱动的创业者开始涌现，尤其是“卡脖子”需求出现之后，硬科技和“专精特新”逐步成为投资机构的重要标的。
陈维广认为，硬科技和“专精特新”领域的投资最具挑战性之处在于，如何帮助创新技术找到应用场景。“科技投资也不能唯技术论，要结合产业经验投资那些有落地场景的项目。好的早期投资人最重要的赋能，就是和创业者一起在0到1的阶段，更早、更精准地洞悉需求并满足需求。”他说。
更让陈维广兴奋的是中国的创业者越来越具有全球化视野，他们中的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在梦想打造出世界级产品。“当创业者具有世界级水平的研发实力和自信时，‘国产替代’自然不会成为难题。”他说。
米磊还强调，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还得依靠“新型举国体制”，充分调动企业和国立科研院所等创新力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在创新资源上不仅要集中国家财政，更要充分撬动民营及社会资本力量，举全国之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
目前，中科创星已经投资孵化了超过370家硬科技公司。其中，光电芯片与半导体领域超过150家，航空航天领域超过40家，新能源领域超过40家。已经入选“专精特新”名单的企业有超过100家，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过30家。
“人工智能、半导体、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这些都是未来前景广阔的硬科技领域，将会诞生一批专精特新企业。”米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