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商用三年，我国三大运营商以近6000亿元的直接投资，建成了全球最大的5G网络。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G创新中心主任李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的5G基站已经超过 220 万个，占全球5G基站的 60% 以上。
我国对于5G网络建设，遵循的是“适度超前，以建促用，建用结合”的指导原则，今年5G网络建设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实现了“适度超前”，但“以建促用，建用结合”的成果反映在手机用户市场上仍不尽如人意。
5G套餐用户掺水拖累5G网络利用率
按照三大运营商的统计口径，截至今年9月底，我国5G套餐用户总数已经达到10.09亿，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60%。有行业媒体将5G商用三年突破10亿用户称为刷新纪录的创举，并给出5G套餐用户已经成为运营商最大的客户群体，助力运营商实现价值跃迁的判断。
然而，按照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的官方报告，我国5G移动电话用户总数为5.1亿户，在移动电话用户中占比仅为30.3%。
工信部报告的“5G移动电话用户数”，指报告期末在通信计费系统拥有使用信息，占用5G网络资源的在网用户，这也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能够准确反映5G用户发展状况的数据，比如韩国的三大运营商就在第三季度财报里最新公布了5G手机用户在移动电话用户中的占比，其中KT为57%，SKT为53%，LGU+为50.2%。
而我国三大运营商公布的“5G套餐用户数”，则指所有在计费系统里登记为使用5G套餐的用户，至于这些用户有没有5G手机，用不用5G网络，则忽略不计。在5G商用初期，三大运营商利用5G资费优惠拉动4G高端用户升级到5G套餐，并开创性地以“5G套餐用户”为口径宣传5G业务发展成绩，或有其合理性。
但在5G商用三年时间之后，三大运营商将其60%的在网用户都发展成了5G套餐用户，与工信部的5.1亿5G移动电话用户产生了近5亿的差距，却仍以此作为5G市场指标进行宣传，则难免被批评为业绩掺水。
这近5亿不使用5G手机和5G网络的5G套餐用户，在意的是“5G”，还是”套餐“，其实一目了然，在电商网站搜索一下，19元、29元的流量套餐比比皆是，用的都是5G高速上网的名义。因此，只要运营商愿意拉低5G套餐的门槛，16.8亿移动电话用户全部成为5G套餐用户也指日可待，但意义何在？
5G是建来用的，不需要用所谓的“套餐用户数”来掺水；评价5G在To C市场发展得得好不好，还是要看5G网络用得怎么样。工信部等十部委2021年颁布了《5G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年)》，针对5G用户发展的衡量指标提出了到2023年5G个人用户普及率超过40%、5G网络接入流量占比超过50%的目标。
5G用户普及率可以用不同的统计口径来掺水，而5G网络接入流量占比无疑更为客观，也便于横向比较。据统计，目前我国5G网络接入流量占比为30%左右，不仅离50%的目标还有距离，同时与率先商用5G的韩国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同样是商用3年时间，韩国的5G网络接入流量占比已经达到了70%。
在日前召开的华为全球移动宽带论坛上，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也在其发言中指出这一问题：“大部分运营商5G网络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当前相对于标杆运营商50%+的5G分流比，很多还没有突破20%的临界点，加快5G用户迁移仍然是运营商赢取5G红利的关键举措”。
因此，为了提升我国5G发展的领先地位和标杆作用，三大运营商应将其竞争从5G套餐用户数的比拼转向5G网络接入流量占比的比拼以提升5G网络的利用率，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推动5G套餐用户真正地转化为5G移动电话用户，从而将其数据流量更多地分流到5G网络。
5G手机需求不振影响5G用户转化率
按照中国信通院的统计数据，自2019年5G商用至今年8月底，我国国内市场的5G手机出货总量为5.8亿部，与工信部统计的5.1亿户5G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大抵相当，与三大运营商的10.09亿5G套餐用户同样相差近5亿，由此可以推断三大运营商的5G套餐用户中还有近5亿用户仍然在使用4G手机，并没有随着套餐升级更换为5G手机。所以运营商要推动5G套餐用户真正地转化为5G移动电话用户，其关键在于加快提升5G手机在5G套餐用户中的普及率。
（注：由于信通院出于未知原因至今未公布9月份的国内市场5G手机出货量，上表5G手机出货量为截止到8月底的数据）
目前我国国内手机市场上的5G手机出货量占比已经达到8成左右，但自进入2022年以来，5G手机出货量却呈现逐月同比下滑趋势，今年1-8月5G手机出货量虽然达到1.5亿部，但同比却下降了17.9%。根据市场咨询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最新报告，Vivo、Oppo、荣耀、小米等头部国产手机厂商在今年3季度的出货量也出现了两位数以上的下滑，Oppo的下滑幅度更是高达26.9%。
5G手机出货量的整体下降，反映出市场需求出了问题，一方面新冠疫情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仍未消除，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电子消费市场的购买力下降；另一方面5G手机的价格水平仍然普遍较高但相对4G手机的性能提升并不明显，也抑制了用户的换机意愿，Vivo执行副总裁胡柏山公开表示，国内人群换手机的周期已经从最早的16-18个月拉长到了2-24个月，甚至36个月。基于此，主流手机芯片厂商高通预计5G手机需求恶化的状况将会一直持续到2023年二季度。
4G用户换机意愿不强导致5G手机需求不振，对三大运营商的直接影响就是5G用户转化率难以尽快提升，尤其是近5亿5G套餐用户继续长期使用4G手机，必然会造成运营商4G网络容量拥挤而5G网络空闲的状况长期存在，这对于持续投入5G建网和运维的运营商而言无疑会造成盈利压力，同时对其完成5G网络接入流量占比超过50%的目标也将构成巨大挑战。
因此，对于三大运营商而言，与其在市场上通过资费打折的价格竞争来发展更多的5G套餐用户，不如大力度补贴5G手机来推动更多的5G套餐用户加快换机节奏，早日接入和使用5G网络。
加大5G手机补贴推动用户换机可使多方获益
虽然三大运营商当前也在通过合约购机、信用购机等模式对在自有渠道购买5G手机的用户给予一定的优惠补贴，但从结果来看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还是优惠力度不够。以中国移动的信用购机为例，虽然打着“可享最高3780元优惠”的旗号做宣传，但要享受购机优惠，则至少要选择最低档128元/月的套餐并承诺在网24个月。对于那些购买了低价折扣5G套餐的用户而言，要享受800元的购机优惠，却要每月多付100元的套餐费，显然毫无吸引力。
从财报数据来看，2022年上半年三大运营商向用户出售移动终端设备及固网通信设备的“产品/商品销售收入”，中国移动为705亿，中国电信为209亿，中国联通为153亿，其相应的产品/商品销售成本分别为689亿、185亿和146亿，因此，三大运营商包括手机在内的产品销售基本维持了9%左右的毛利润，这可以看出三大运营商恪守的仍是手机销售渠道的定位，而并未将手机，尤其是5G手机作为拉动5G用户增长的重要手段来进行策略性亏损的补贴。
与已成为全球5G市场发展标杆的韩国相比较，韩国运营商之所以能够在3年时间实现50%以上的5G用户渗透率，除了应用驱动之外，更主要的刺激手段是对5G手机给予大力补贴。以5G用户渗透率高达57%的KT为例，2022年前三季度KT的手机产品销售收入为2.09万亿韩元，而相应的销售成本为2.3万亿韩元，2100亿韩元的亏损实为KT针对5G手机销售给与入网用户的补贴。自2019年5G商用以来的三年时间，KT针对以5G为主的手机产品的销售亏损总额高达1.3万亿韩元，但随着5G用户渗透率和5G数据流量占比的逐年提升，KT的经营利润率也从2019年的4.8%增加到2021年的6.7%。
所以三大运营商要完成工信部制定的到2023年5G个人用户普及率超过40%、5G网络接入流量占比超过50%的目标，韩国通过补贴5G手机来刺激5G消费的市场经验可资借鉴。
特别是面对当前5G手机需求不振，出货量大幅下滑的局面，据央视财经报道国产手机厂商已经开始采取积极行动，集体大降价进行促销。作为行业产业链的龙头，三大运营商也应积极反应，借助这一有利时机面向5G套餐用户推出更大力度的补贴政策，与手机厂商一起联手刺激5G换机需求，实现多赢：
于己符合长期利益。
运营商通过套餐资费打折推广5G套餐用户，损害的是长期利益，资费一旦下调则很难恢复；而下调的资费又因部分用户不使用5G手机带不来5G流量收入，无益于缓解当前的5G盈利压力。因此，有必要将用于发展新用户的套餐让利转变为针对特定5G套餐用户的手机补贴，向较高流量消费的用户超低价甚至免费提供5G手机，将其数据流量引流到5G网络上，既可通过手机绑定留存价值客户，也能推动5G流量消费，提升5G网络利用率，形成5G业务的正向循环。
于他为产业链解困。
此前为应对疫情导致的半导体缺货，手机厂商积累了大量元件库存，但市场需求不振又造成手机成品出现大量库存，有数据显示，国内手机市场上半年的成品库存高达5000多万部，因此手机厂商有降价促销的强烈意愿。如果运营商能够一头牵起手机厂商，另一头牵起5G套餐用户，通过带量采购帮助手机厂商清库存，再超低价或免费为套餐用户提供5G手机，则手机采购成本可控而5G流量增长可期，对于5G产业发展和5G市场的繁荣都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推动作用。
于社会亦可为环保做贡献。
虽然5G手机的出货量已占到8成左右，但在网的4G手机在国内仍然有着近10亿规模，且使用时间以三年乃至以上的居多。如果运营商能够在以超低价或免费为套餐用户提供5G手机的同时，同步集中回收4G手机，与绿色回收企业合作进行环保处理，在减少废旧手机对环境危害的同时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亦可彰显企业为环保做贡献的社会责任。
总之，To C市场是5G业务的基石，作为5G产业龙头的三大运营商，如能通过加大5G手机采购和补贴提高5G用户转化率，从而拉动5G手机销售并提升5G数据流量占比，必将有力地带动数字消费及其相关领域消费的增长，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