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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内五位高管落马，就在中移动的多事之夏，李跃刚刚上任之后，中移动再次进行省级高管大换血。省级高管轮岗，被称为“治标难治本”的人事变局真能让中移动反腐倡廉？
近日，有知情人士称，正在健全、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中移动，开始考虑业务层面的战略调整，如备受关注的中移动八大基地模式，未来有可能再生变局。
高管轮岗：治标难治本
“封疆大吏们权力太大了。”面对中移动高管的落马，中移动集团一内部人士说。
中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人力资源部原总经理施万中的出事，与过去网通上市有关，但另三人的落马均涉嫌腐败，湖北移动原副总经理林东华、四川无线音乐基地总经理李向东以及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都是地方高管，权倾一时。
尤以四川移动李向东和李华案最令人深思，也暴露了中移动在监管机制方面存在的漏洞，如对分公司充分放权的管理模式，虽给业务发展带来了活力，但各省级分公司领导人占地为王，权力扩张，更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
“四川移动公司筹备时，李华就是头儿，然后顺理成章当成一把手，好多省的总经理都是这样的经历。”对于李华在四川移动总经理位置上一坐11 年，Frost & Sullivan中国公司总裁王煜全认为，这并非个别现象。一些地方大员在当地根基稳固，人脉关系盘根错节，拥有极大的权力。
最近发生的中移动省级高管轮岗，虽然已经是中移动历史上的第二次了，但这一次的调整，不可避免地让人与中移动的内部整顿、自我反省联系起来。
上一次高管大换血发生在2005年底，王建宙刚上任中移动不久，仅涉及四省一市五位高管。
目前调整的中国移动省市级总经理，涉及省区市有江西、四川、山西、内蒙古、河南和重庆，具体包括：现任江西移动总经理的简勤代替李华接任四川移动总经理，重庆移动原副总经理秦大斌将接替现年59岁的沈长富出任重庆移动总经理，中移动计划部总经理董昕将接替因年龄到任的原建国出任河南移动总经理，山西移动总经理高步文也由于年龄原因退居二线，内蒙古移动总经理苗俭中将出任山西移动总经理。
经历与李华类似，原建国、沈长富都是“老移动”，都是从1999年当地省级公司成立至今，一直担任党组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
中移动的人事调整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中移动集团已注意到：像李华这样的“老移动”由于常年担任某一个省级公司高管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
对于这次中移动的人事调整，王煜全认为：“有一些高管是退休，自然换将。过去，好多省的领导因为利益，不愿离开。现在轮岗一事先进行起来，已经是个突破。”
省级高管轮岗，仍是权力在握，从建网设备采购到各项业务发展，各省移动公司拥有“自治权”。“集团只是成本中心，省级移动公司才是利润中心。”在这样的机制下，所谓的高管轮岗，对中移动的腐败问题，“治标难治本。”王煜全说。
八大基地：集权还是分权？
四川无线音乐基地总经理李向东案，让中移动的八大基地成了众矢之的。
中移动八大基地即四川无线音乐产品基地、浙江杭州阅读基地、上海视频基地、辽宁手机位置基地、江苏手机游戏基地、福建手机动漫基地、湖南电子商务基地和广东MM基地，有潜力的、可能成为3G时代杀手应用的业务，基本已经被中移动的基地模式所垄断。
近日，有接近中移动高层的知情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中移动正在考虑战略调整，未来将是集权还是分权？
据称，在业务层面上，如针对中移动八大基地模式，所谓集权，是将八大基地的权力由省级公司收回到集团，集中管理；所谓分权，有可能将一个基地的权力分散到二到三个省，共同完成一个增值业务的发展。而在战略层面上，所谓集权，就是对外合作，由集团层面统一进行，分权，则是当前的各自合作为主。如四川无线音乐基地衍生出的多个合作公司。
“为了防止地方的权力过大，中移动也是绞尽脑汁，正在考虑多种限制策略，集权还是分权，就是重点之一。”知情人士说。
但如何操作才能行之有效，业内人士看法不一。从事移动互联行业已经有五年之久的业内分析人士、北京市傲天汇金科技公司的邓永强认为，如果中移动在考虑集权、分权的话，他更看好分权模式。“集权，权力收回至集团公司的哪个部门、哪个层面，尽管在集团层面监管容易一些，但权力仍是集中的。分权模式之下，让两三个省共同负责一个增值业务，会部分地形成权力制衡，有利于反腐。”
中移动八大基地建立之初，曾参与提供意见的王煜全则有不同看法。“历史上在省级公司设立增值业务的八大基地，是有原因的，因为设立基地要投钱，总部不生产利润，省里则可以投钱，所以，把基地设在各省。这一模式很难改变。”
“权力收回到中移动集团层面，不太现实，但分权也不现实。事实上，各省移动公司的权力很大，越到地方越牛，两三个省一块来做一个事，肯定得乱。”话锋一转，王煜全说，“像四川无线音乐基地这样权力如此之大的，其实只是个案，在中移动几大基地中，不全是这样。因为其他基地后面都已经站了人，真正的背后控制人已经不只是中移动了，利益已经被拿走了。”
另一方面，中移动的KPI考核机制也是“改不了的一个问题”。“PKI有两块，一个是总收入，一个是数据增值业务占比。对省级公司来说，都会调高数据占比，以话音业务的收入充到数据业务里。”来自中移动的内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一旦八大基地的某个增值数据业务成了KPI考核项目之一，基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等着分钱就成了。”
据介绍，中移动早年发展SP业务时，“因为SP是费力的活，又苦又累，还是小钱，但基地不同，框架搭起来，KPI指标一进，赚钱很容易。也正因为这样，来摘挑子的人就多了。但一旦出事，中移动就是主要责任者。”
“当这些核心问题动不了的话，人事调整也好、集权或者分权也罢，都会变成表面文章。”王煜全说。
治本之策：从开放回到封闭？
围绕在运营商周围、为运营商提供各种服务的公司，有一个共同的生存模式，以运营商为“生”，这类公司被戏称为“电信食客”。
正是中移动的开放合作，让一大批寄生在中移动身上的公司上了市、发了财。业内人士曾有这样的说法：“靠着中移动发了大财的，都悄悄地走了，没发成财的，都在外面骂中移动。”
对中移动来说，“如果想彻底根治腐败，就要走封闭之路，不再开放平台合作。”王煜全认为，“一方面，杜绝外界公司以合作之名寄生于中移动；另一方面，也不给省级移动公司寻租的权力空间。”最重要的是，“这对整个移动互联产业来说，是巨大的利好。”
这一观点得到了部分业内人士的认可。一咨询公司周姓分析师称，不对外开放合作，利于反腐，但这会让中移动一步步沦为通信管道提供商，失去了在移动互联时代的话语权。
但也有分析师认为，中移动作为国有企业，在各方监管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从开放回到封闭，或许才是良策。而当下的移动互联产业，“没有中移动的参与，或许更有发展活力。”
换言之，中移动不用什么都做，可以走向苹果模式。
一直以来，中移动作为移动通信产业链的核心力量，因其“手伸得太长，要通吃上下游”也被业界诟病。其实，中移动可以做好应用商店的平台，开放这个平台给移动互联应用提供商，从各种应用的下载中分成。而不用再自己玩什么阅读基地、手机游戏基地了，反而因中移动的庞然大物之身，阻碍了行业创新应用的发展。
曾有业内人士称，中移动平台上那些自己开发的移动互联应用，基本就是垃圾，用的人很少，行内人戏称为“垃圾填埋场”。
王建宙时代，中移动一直在努力扮演移动通信产业发动机的角色，在互联网、移动互联领域投入很多，在整体策略上，以“放”、“搞活”为主，这也是四川无线音乐基地曾取得辉煌业绩、在中移动内部一度成为榜样的原因。
八大基地的建立以业务为导向，发展增值业务，把业绩做上去是第一位的，这导致中移动忽视监管、任地方大员权力无限扩张，腐败相继滋生。
李跃时代，将如何选择？
“李跃其实很强硬，”知情人士称，“五位高管的落马，加上央视去年和今年曝光的中移动‘涉黄门’和‘计费门’，中移动上上下下都已经开始反思，过去以业务为主导的思路，将有所调整。”
“涉黄门”后中移动已经去掉了移动代码的合作，今年“计费门”后，据称中移动还将大规模清理合作伙伴。
无论收权还是放权，对中移动来说，都非易事。中移动高层在反腐决心之下，势必会影响到下一步的业务发展战略，甚至影响到未来利益格局的再次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