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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在手机资费问题上长期代人受过的局面，可望在今年得到改变。
继固定电话定价权去年下放给电信运营商之后，移动本地电话定价权今年也有望下放。日前，工信部和发改委联合下发《关于调整移动本地电话业务资费管理方式的通知》的征求意见稿。根据意见稿，相关部委拟将移动本地电话定价权下放给三大运营商，鼓励它们对这一业务实行单向收费，推动电信资费市场化。分析人士认为，定价权的下放意味着我国移动电话资费还有一定的下降空间，对饱受通话费过贵之苦的用户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福音。
过去几年，移动通信资费的确有所下降，但无法回避的是，每分钟几毛钱的移动通话费依然偏高，这一点从消费者的抱怨声中就不难看出。据统计，去年，我国手机话费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77%，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更是高达15.9%，而国际上这一比例应在1%以下。
垄断定价维系了运营商的暴利，刺激了用户的不满情绪，引得讨伐声一片。面对民愤，之前有运营商出来抱怨，声称定价权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曾有相关部委领导对外表示，下调通信资费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在这种“拒绝降资费”的大环境下，即使运营商有意调低资费，也难以迈过政府这道关。也难怪，国内运营商的利润不断创下新高，员工福利更是好得让人眼红，这使得多少人恨自己不是“中国移动”的员工。
因此，客观地说，此次定价权下放的消息，给了手机用户一个利好的预期。尽管这次改革仅是调整了电信资费的价格管理形式，并不涉及具体资费标准的调整，但它关涉到最为敏感的“价格管制”问题，依然是一个进步。毕竟，企业有了定价的自主权，在资费的调降上少了一个碍事的“婆婆”，消费者则多了一份期盼，甚至不少人希望运营商能在抢夺用户的过程中打起价格战。
不过，现在电信市场的竞争已经有些扭曲的成分。电信重组之后，行业内形成了三大运营商相互制衡的格局，但运营商连最起码的定价权都没有，必须在相关部门的条条框框下走路，这种竞争的孱弱性就可想而知了。另外，在不少用户看来，要想每个月的手机资费减掉几块钱，依然希望渺茫。相反，电信运营商会不会为所欲为，通过其他途径“创收”，倒是让他们担心不已。
定价权下放，在垄断行业并不完全就是好事，最典型的就是银行业。银监会放松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费管制后，国有银行“敛财”手段越来越多：跨行取现收费、跨行查询收费、小额账户收费以及收取年费……以致闹出某储户100元存了10年后仅剩60多元的闹剧。电信业与银行业都是垄断行业，其性质较为相似，倘若运营商效仿银行巨头，那么，手机用户就只有欲哭无泪的份了。
事实上，这次“意见稿”颇有些遮遮掩掩的成分，并未触及最核心的东西——资费能降低多少。这才是用户最关心的实在问题。有电信专家指出，目前移动本地通话费并不高，长途电话和漫游费过高，才是用户反对声最高的。只将移动本地电话定价权交由运营商，显然有点避重就轻，取消漫游费和国内长途费，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用户愿意看到的。
电信行业固话定价权，去年就已经下放给运营商，当时，相关部委表示：放松管制后，固话和小灵通资费有望进一步降低，月租费也有望进一步降低，乃至取消。然而，一年已过，百姓尚未享受到政策带来的丁点好处。这也意味着，下放定价权，与通信资费下降，两者间存有联想的空间，但终究完全是两码事。要想这一政策收到实效，政府的强制性政策干预必不可少，比如每年资费按一定的比例下调，对执行不到位的运营商处以重罚，等等。否则，好消息有可能演变成坏消息。
现今，央企与民争利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竞争，强化了运营商垄断同盟形成的可能性。政府寄望通过下放定价权以达到市场的充分竞争，显然是高估了运营商的自控能力。而三大运营商垄断寡头的形成，也减小了它们之间的价格竞争动力。
另外，定价权是否下放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只有允许民营资本以及外资进入，我国的电信市场才能得到充分竞争。在这一点上，印度的经验值得借鉴。目前，印度共有13家运营商，民营资本为主导，电信市场竞争激烈，通信资费全球最低。此外，我国香港仅是700万人口的地区，却有11家固网运营商和6家移动运营商。这反过来也证明，我国越是担心中国电信业孱弱，越对其未来的发展不利。
因此，面对“价格管制”的即将放开，我们不宜太过乐观：一方面，价格放开不等于竞争放开，真正能撼动价格坚冰的，只有开放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政府此次对运营商用了“鼓励”这个词，表明这不是一场彻底的改革，只是一次小小的放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