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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在传输所从事无线研究工作，到后来成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工，一路走来，李默芳不仅见证了移动通信技术在中国发展演进的每一个轨迹，并在中国引进、消化、吸收及创新移动通信技术的过程中担当重要角色。 可以说，中国移动通信发展的20年也是李默芳奋斗奉献的20年。
模拟技术的抉择
从模拟网到GSM网，中国在发展移动通信技术时曾经面临过两次重要的抉择，两次抉择的细节李默芳至今记忆犹新。李默芳清楚地记得，1984年，还在原邮电部传输所工作的她接到了原邮电部关于研究蜂窝移动通信技术的科研任务。
“研究内容包括选用什么标准，使用什么频段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技术体制，也即组网方案，方案的内容涉及号码、路由、与固定网的关系、漫游等。”
围绕移动通信技术的选择，当时还存在几个比较大的争论。一是频谱之争，是用450MHz还是用900MHz，450MHz因为频率不足而最终被放弃；二是号码之争，是用网号还是用端局号；三是跟固定网的关系之争，是对固定网的延伸，还是应加以漫游功能。由于认识不足，当时大家普遍认为移动通信是“富人的通信”，如果人均收入达不到1～2万美元就很难发展得好，因此把它定位为固网的延伸，采用的是和固话一样的端局号码，号码的开头是“90”。这种认识的不足为后期模拟网全国联网时设置了不少障碍。
在做这些准备工作的同时，确定标准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当时国际上做得最好的模拟移动通信系统是北美的AMPS，但因为北美所用频率和欧洲、亚太地区的不一样，而1985年英国正好推出了基于AMPS制式的TACS标准。TACS标准的频道间隔采用的是电联的标准，也是欧洲的标准，与中国的频率相似。基于频率的考虑，中国最终决定选择TACS标准发展中国的移动通信。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通信发展有着迫切的渴求，而当时的固定电话也不发达，装机排队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种情况下，TACS制式的移动通信系统从1987年11月逐渐在全国开通以后，始料未及的情况随之发生，号码一度紧张到“没有管理局局长的后门，4～5万元的移动电话就很难拿到手”，李默芳这样形容移动电话发展的紧俏程度。
但随后，移动电话的供不应求也迅速暴露了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本质弱点：由于TACS本身不具备漫游能力，而在当时经济发展大潮的推动下，人员流动又对此功能提出了强烈的要求。
由于先天不足，模拟网的全国联网一直到1996年才得以实现。而在此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即模拟网在中国刚刚开始起步的阶段，数字电话就已开始在全球崭露头角。因为它的联网比模拟网快，天生的联网协议使漫游问题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使它很快开始了取代模拟网的全球步伐。
GSM、CDMA技术之争
中国政府对于2G的关注可以追溯到90年代初。当时原邮电部提出要关注数字移动技术发展的要求，并多次组团到欧洲考察GSM技术的发展状况。政府也把对2G的研究列入了“八五”攻关项目，当时的电子部和原邮电部共同合作，组织了由上海一所、广东七所、西安四所以及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组成的产、学、研共同结合的项目攻关小组。
虽然中国对2G的关注不算太晚，但因为自身研发实力的问题，面对2G的发展，中国不太可能另做一套。与1G时期相似，中国在发展2G时依然面临着制式选择的问题。这一选择当时是在北美的DAMPS、日本的PDC、欧洲的GSM之间进行。
而就在中国密切关注GSM标准并付诸研究时，美国高通公司于1992年推出的CDMA技术开始影响中国的抉择进程，这即是有名的“GSM、CDMA之争”。
CDMA技术在当时还不够完善，在1994年前后设备不成熟，这让各省邮电管理局“急得不得了”。而当时的GSM已在多个国家开始使用，技术上已很成熟，中国联通的成立并采用GSM标准，加快了GSM标准在中国发展的步伐。对于中国联通的成立，李默芳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联通成立对中国发展GSM功不可没。”从某种角度来看，GSM也是联通惟一的选择。首先，作为全业务运营商，联通从成立之初就已明确了发展移动通信的方向，而此时国际上已成熟的数字移动通信标准只有GSM；其次，我国当时从900MHz频谱里预留了10M的频率给2G，联通可以很顺利地从中申请6M的频率发展GSM。
中国联通的GSM网络开始建设以后，使得一直在GSM和CDMA之间徘徊的原邮电部最终下定决心。当时的原邮电部部长吴基传果断决定，“当技术和市场发生矛盾时，首先要尊重市场的选择”。这种情况下，隶属于中国电信总局的GSM网开始在全国范围大规模铺开，并由1994年成立的移动局（移动局可以看作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前身）负责具体实施。
由于先期准备充分，加上“全程全网”的建网理念，边建设边联网的中国第二张GSM网络以势不可挡之势快速发展起来。“不到半年，GSM网不仅价格优势出来了，短信、呼叫转移、主叫号码显示等受用户欢迎的业务也都开始提供了。”回想起GSM网络当初红火的发展状况，李默芳看起来略显疲惫的脸庞变得生动起来。
在GSM网快速发展的初期，考虑到以后的长远发展，中国电信总局也开始了对移动通信网络的改造。首先是把信令网从固定网中剥离出来，建立了移动专有的7号信令网；移动的长途网也从固定网中剥离出来。这一举措为日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模拟网的全国联网
TACS标准在英国使用时是由爱立信和摩托罗拉两个厂家分别为BT和沃达丰提供设备。英国因为面积较小，两张TACS网络各自都实现了全国覆盖，并实现了各自网络内的漫游。但因为两个厂家之间产品不能互通，两张模拟网之间的漫游没有实现。
在中国，通常人们习惯于把使用爱立信设备组建的网络称为B网，把以摩托罗拉设备组建的网络称为A网。随着A、B两网各自覆盖范围的不断加大，两张网在各自的覆盖范围内可以实现漫游功能，但A网和B网间的漫游联网则需要借助人工漫游。也即北京（A网）的用户到广东（B网）出差，先要去申请当地号码。交费则通过两个地方之间交换计费磁带，2月后才能交到用户手里。因为时间间隔较久，用户不认账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产生的话费纠纷不断，使得这项漫游业务很难推广。鉴于这种情况，1994年前后中国电信总局下达任务，要求务必实现A、B两网的全国漫游。
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就难了。当时李默芳在传输所是此项目技术组的组长，面对这项无任何案例可以参照，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的任务，她和其他参与此项工作的技术人员选择了大胆创新的做法，即在详细了解爱立信和摩托罗拉协议的情况下，做了一个“底层基于中国的7号信令，高层基于北美IS41信令的漫游协议（以这个协议为基础，把中国的特殊情况加进去）”，成功实现了对网络的改造，并于1996年实现了模拟网的全国联网。
2G时代的集成创新
引入2G时，中国的通信技术专家们又面临着新的组网问题。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各个国家由于各自的特点不同，组网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学习了欧洲、北美的经验，最后做的既不是欧洲的，也不是北美的，是中国自己特有的。”李默芳这样形容中国在GSM时代组网时的集成创新。
这期间，在密切跟踪研究的过程中，李默芳还发现了一个当时已无法改变的现实问题。
“由于中国跟踪GSM研究的时间较晚，人家都商用了，我们的研究才跟上来，很多东西从开始发现就已经晚了，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GSM标准中一个非常好的功能—112功能。”
在欧洲，112是紧急呼叫号码，当用户面临紧急情况时，即使没有SIM卡，只要摁一下紧急键，手机就能拨出。在北美，摁这个键可以直接拨通北美的紧急呼叫号码911。中国因为没有统一的紧急呼叫号码，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用户在2G时代不能享受这项特殊的服务。
有了2G时代的教训，中国的通信专家们就希望能在3G的标准中把中国的特殊需求加入国际标准。“后面的许多标准就体现了我们的需求，”李默芳说。
对智能网的大胆改造
中国移动对智能网的跟踪开始得较早，而且随着2G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用户对智能网的需求在逐渐加大，尤其是对预付费业务的需求，当时国外还没有哪家运营商开始商用，国际上的相关标准发展到Camel2，我们吃透了这个标准，决定直接采用Camel2标准。
GSM网络的标准化较好，当时在中国有6家国外厂家，加上中国的中兴、华为，共有8家企业为中国移动的GSM网络提供设备。但开始时国外的各个厂家为了各自的利益对中国移动采用不成熟的智能网标准表现得很不积极，中国移动就在华为的支持下对协议进行改动，如果哪个厂家不配合，华为的SCP就做改动以适应它。
“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中国移动成为全球第一个Camel2商用运营商，还给了那些国外企业一些教训，使它们不敢再对中国叫板。”李默芳回忆这项创新时发出这样的感叹。
原始创新的DSMP
相对于前边建立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做法，中国移动针对SP管理的DSMP数据业务管理平台则被李默芳看作是“有了原始创新的味道”。
为了探索对SP的管理途径和办法，中国移动于2001年投资卓望公司，共同研究开发相关的管理平台，也即后来的DSMP。借助DSMP的功能，中国移动对于SP的管理开始变得日益规范，DSMP也于2006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通过这么多年的工作，李默芳有一个特别的心得：“只有深刻理解，才能实现真正的创新”。在采访中，她也在反复强调这句话所蕴涵的深意。不管是模拟网时候的联网，还是GSM时候的改造，亦或是中国在3G领域乃至4G方面的积极探索，“钻进去，才能有成就”成为李默芳一直遵守的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