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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娟
2011年2月的一个早晨，我在巴塞罗那郊外一家酒店门口，急着赶去全球移动通信大会现场采访。10分钟过去了，还打不到出租车，酒店和会场之间的穿梭巴士要20分钟才能到。眼见一辆出租车被一个亚洲面孔的男士拦走，我冲上前去，很不礼貌地冒出一句中文：“请问您是去通信展会场吗？”
话音刚落我又已经开始后悔了，一是这么没礼貌，二是居然情急之下乱冒母语。
所幸的是，直觉告诉我是对的，他是个中国人，且与我的目的地相同，还不介意顺带我一程，最重要的，他还是华为的。
在全球通信业发展的今天，在如此重量级的展会时，亚洲人的面孔已经不足为奇了。展会主要有三个公司组成，一个是韩国巨无霸三星，另外就是华为、中兴。
在狭窄的车厢里，我知道了这位在欧洲某国做了5年以上销售的同车者，已经把国内家人都接到他根植的这个欧洲国家，对于华为在当地的竞争力，显得非常有信心。这种信心不仅来自于本土竞争对手，也来自于欧美各大同行。
“就连我们在当地的食堂，也是让其他同行都羡慕的，在这里，我们吃得很不错。”我之所以记住他告诉我这么一句简单的话，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很淡定，这种淡定在我理解为一个中国企业真的给员工带来了满足感和优越感。
我之所以这时候想起这位载了我一程的同车者，是因为华为人均薪酬支出28万的新闻这周被曝光后遭热议。一时间羡慕、嫉妒、恨的人都涌上来冒口水，局内局外的人怀着各种复杂的心理来看这个中国企业今天的局面。
作为一个海外收入占比超过六成的中国公司，其员工常年在海外工作和生活，当然有发展中国家，但是近几年来，欧洲的发展已经不可小视。因此，28万元需要折合成美元来算，4万多美元的年收入在通信行业内到底算不算高？
在我工作的N年中，外企始终是一个带着“高薪”光环的代名词，尽管这两年，公务员等类别会成为社会对于好工作的另一种标准，互联网也开始在中国造就一批富人，但仍然不能抹杀外企那种富家小姐的姿态和格调。
终于，在通信业内，出现那么一家或者两家民营企业，以一种“高收入、国际范儿”的姿态从众多“国际明星中”脱颖而出，这一两家企业，出现在各种国际场合，镜头和镁光灯，占据最醒目的位置，受到众人的追捧。只要你去过这些国际展会，看到乌压压一群欧美人追着中国企业问问题，他们重视你且尊重你，这真不是什么不愉快的感受。
如果这些公司做到了，为什么不能给他们的员工令人尊敬的酬劳呢？让员工体面地生活即便并非任何公司第一要务，但总得排个第二、第三吧。
在深圳，市区向北，梅关高速华为出口下，一边是富士康，一边是华为。华为大本营坂田基地就在此地，1998年，华为在龙岗坂田圈下1.3平方公里土地，建设总部基地，到2010年，当地政府希望给华为规划一个21平方公里的“华为科技城”，华为当时表示为“被规划”，并非公司本身计划。
在华为坂田这里，由于员工人数的扩张，华为的研发大楼已经建了一幢又一幢，在这幢楼和那幢楼之间的穿梭，在这条街和那条街之间来回，主要靠车，要么自己开车，要么穿梭巴士。这里的穿梭巴士，由几家当地居民外包，生意越做越好，老板越做越大。
尽管华为否认“华为科技城”的说法，但是华为在这里的小社会，已经随着华为发展已然成形了。本地居民做着出租屋和饭馆等各种华为人的生意，而一拨又一拨的开发商，也在这里等着华为人掏腰包。万科著名的四季花城就在边上，华灯初上欧式商业街的繁华，让人恍然自己是在深圳一个偏僻的角落。
最后，我要谢谢载我一程的这位华为人，他非常绅士地付清18欧元的车费。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跟他各付9欧元，但下车后我迅速奔去采访，再后来，我找不到他了。现在，我狡诈地又想，算蹭了华为一次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