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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反垄断的核心症结，不是电信改革，而在广电改革；广电假装事不关己，坐而论道，有违“反垄断”初衷
【财新网】(记者 赵何娟)2010年初，轰轰烈烈开场，大张旗鼓鸣锣的三网融合，如今在各方的固步自封中，几乎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三网融合在国际上早已不是问题，只有在中国，这成了一个难解的政策问题。
业内有人戏称，这是问题吗？这不是问题，因为技术大潮滚滚而来，挡都挡不住。这不是问题吗？这又是问题。因为神仙打架，百姓遭殃。你正吃着火锅唱着歌，看着IPTV，信号说掐就掐。
而就在此时，在国有垄断领域又亮出了电信反垄断的第一剑，同样轰轰烈烈开场，前几天电信联通刚向发改委低头认错，答应整改，三大运营商有和解之势，紧接着广电总局科技司(科技司是广电总局负责牵头三网融合的部门)又出来在媒体上表态，反对发改委中止调查。
热闹的舆论中，事情背后的利益争斗格局日益清楚，道理也变得越来越简单。
电信垄断现状有待改善，有待改革，毋庸置疑，但寻找改革的出口，已不能局限于电信运营商本身，而是在更大的行业产业链和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下的更高层面的改革。其中，核心症结，不在电信，也无法仅限于电信，而在广电，也绕不开广电。
电信改革走到今天，已不得不反观已经陷入僵局的三网融合改革和广电改革，这三者已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缺一不可。广电假装事不关己，坐而论道，有违“反垄断”初衷。
为何说，广电改革是核心症结。其一，广电改革已系于三网融合改革成败的关键。三网融合是一个“双向进入”改革，政策支持上的不对等暂且不说，真正难的关键，在于广电和电信两者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广电从产业发展规模、技术发展能力、体制开放程度都远远落后于电信，这种不对等的融合改革之中，广电应该，也必须先一步开放式改革。
其二、原本政策明晰的广电网台分离，自三网融合政策推出以来反而进入迷茫期。政企不分，网台不明的关系，使得广电和电信的隔阂不断在加深，而不是缩小。
其三，广电自身NGB“大专网”计划遭到了业内外强烈反对，国家有线网公司迟迟不决，从今年9月就传挂牌到现在无音讯，直到日前有消息称，这一挂牌将推迟到2012年底。有线网一省一网的整合计划，表面宣布已于2010年底实现，但实际是名不副实，四级办体制下的痼疾根深蒂固。没有一场伤筋动骨的大改革，广电要推动其他相关层面调整，有如缘木求鱼。
其四、将监管与产业发展分离，已是首要，跨越更高层面的融合监管机构，需要广电的“网业分离”。
问题就摆在那里，互相担心什么，害怕失去什么，彼此心知肚明。
对于此次中国社科院提出的反垄断思路，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曾表示明确反对。他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即打破垄断必须要网业分离。而广电自身不进行改革，或由行政划拨、或由重复建设，直接进入的后果，不过是用一个更大的从网络到内容再到互联网的纵向垄断企业，去取代现在相对寡头竞争的行业垄断。“这是一个更坏的结果。”阚凯力直言。
阚凯力分析认为，以引入有线网竞争来打破宽带垄断的设想是不可行的，这也是美国1996年《电信法》犯的大错误，事实证明也是失败的。
“最好的管理办法是把天然垄断部分与可竞争部分分开。比如，将电信与广电系统的接入网络从其他业务中剥离，成立独立的、保持微利甚至依靠政府补贴的非盈利公用事业企业。这样，就使互联网和其他业务可以在公平的条件下充分竞争。”阚凯力提出的方案尚需探讨，但方向明确，即市场的归市场，监管的归监管，不可混为一谈。
三网融合推进政策基调里，广电负责播控平台的争议仍在行业内蔓延，并成为阻隔部门利益，互相难以协调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今年3月2日的《人民邮电报》上，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监管事务部罗明伟公开直言“集成播控权归广电部门所有”的政策已经开始引发三网融合经营主体对于“市场运作和产业发展究竟是向市场化运作靠拢，还是会更多地向政企、政事合一色彩的模式靠拢”的担忧。
由此，不难看出，广电改革本身，正极大影响着下一轮电信改革的方向，尤其更高层面融合监管机构形成的可能性，此前提是广电的政企分离。
今年初，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培芳曾对财新记者表示，信息通信需要统一监管，监管缺位、错位的改革不可行。即使西方市场自由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比如美国有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英国有通信管制局(OFCOM)，韩国有信息通信部，中国台湾有广播通信委员会(NCC)，都是通信里边包括广播电视。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广电政企分开之后，能在广电基础上组建“综合信息通信监管机构”或者“国家广播通信委员会”也不失一条可行之路。
广电，只有通过更接近于电信体制的改革，真正成为从体制和发展潜力上可以与之匹配的力量，才有可能真正参与电信的反垄断之争，否则以一种垄断方式，取代另一种垄断方式，以更严格的管制取代好歹走出了一步的电信半开放现状，只不过将“反垄断”作为了部门利益蛋糕分割的工具，于情于理，于行业发展利弊，都无法服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