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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现场
在历史上，很多福建人为了生计下南洋，闯出了一番事业。而在海淀法院开庭审理的一起跨国电信诈骗案件中，32名青年男女也仿效祖先下南洋淘金，却卷入台湾老板编织的电信诈骗阴谋之中。虽然他们都后悔不已，但是法律将作出公正的判决。
庭审现场
重要罪证都被销毁
昨天上午，海淀法院启用最大的法庭审理这起跨国电信诈骗案件。32名涉案人员在法庭上坐了两排，与其他刑事案件男性居多的情况不同，此案中21人为女性，最大的33岁，最小的20岁。在庭审中为自己辩解时，男被告人一般都是无话可说，而女被告人话都很多，尽力为自己辩解。
32名被告人涉及两起发生在老挝的电信诈骗案件。戴某等3人受台湾老板雇佣，冒充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向海淀区等地不特定多数人拨打电话实施诈骗，拨打电话总计19200余次。而黄某等29人以同样方法诈骗，成功骗取了北京人马女士41万元。检察机关认为32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戴某等3人还属于犯罪未遂，均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公诉人表示，32名被告都受雇于台湾籍老板，在公安机关抓获他们之前，台湾籍老板已感到大事不妙，提前将账本、诈骗记录等全部烧毁，并拔掉网线、电话线，停止诈骗活动。公安机关将团伙抓获时，仅起获了几台电脑中的数据，“他们拨打的电话远远多于现在认定的，诈骗数额也不止这些。”公诉人说。
庭审焦点
如何认定犯罪情节？
被告人中以来自福建的人员居多，每个人入伙的方式都不尽相同，有的是在酒吧喝酒时有人搭讪，有的是朋友的朋友介绍，有的是在去台湾旅游时接触到了工作机会。对于从事电信诈骗的罪名和行为，被告人和辩护人都予以认可，但是对于认定的事实，被告人和辩护人存在异议。
戴某等3人被认定拨打诈骗电话19200余次，戴某的辩护人认为，电话是以数据包的形式由台湾老板发送的，而戴某等人只是负责接听询问来电，每天只接听20个左右的电话，数据包的电话次数并不能认定戴某等人的罪行。
而黄某等人和其辩护人认为，诈骗的41万元并非他们诈骗所得，而且他们连工资也没有拿到。但公诉人表示，他们接受老板开出的4000到5000元不等的工资，而这些费用是从包括41万元在内的赃款中支出，因此认定29人诈骗数额为巨大。
庭后追访
为母治病去淘金
在庭审时，张某在为自己辩护时，突然站起鞠躬，表示向被骗的人道歉。在庭审结束后，张某接受了记者采访，回顾了和她一样的话务员不堪回首的历程。张某今年25岁，在福建老家像她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不多，或许与她的家境有关。张某的母亲有严重的心脏病，每月都要花很多钱看病，而她的父亲因为赌博不管这个家，养家照顾病母的重担就落在张某和她的弟弟身上。
“我打工帮人卖衣服，后来朋友介绍我和她一起去老挝打工，说每月收入5000元”。张某反复和朋友核实工作内容，但是朋友也不知道，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和对高收入的渴望，张某第一次坐飞机出国，办理旅游签证来到了老挝万象，张某和其他人被带到了一栋别墅，看到摆在桌上的一部电话和一本话术，张某明白了自己将从事电信诈骗的话务员工作。
“我想过离开，可是护照先是被扣了，而且我们不得走出别墅的院子，身上也只有几百元，不知怎么回家”。台湾老板并不在别墅里，而且另外几个台湾人管理话务员，带头的告诉张某，只要挣够了机票钱，就可以放她走。张某于是成为了一名“一线”话务员——当有人接到电话称个人信用卡欠款，回电询问时，张某冒充法院人员接听电话，尽力引导当事人去向警方报案，此时“二线”的同伙以警察身份继续接听电话，如果成功后再转给“三线”的检察官，直到最后指挥当事人转账成功。
“能否诈骗成功，我们‘一线’的都不清楚，如果成了，我们能有0.6%的提成，‘三线’的有3%到5%的提成。”张某坦承诈骗并不好干，时常被当事人在电话里大骂骗子，她惊慌得立即挂断电话，“每天我都怕事情败露，难受、内疚。”张某心里煎熬，但不敢不接电话，有台湾人专门监听电话，如果不接也是一顿臭骂。
张某母亲的病还没有治好，庭审时张某很盼望家人到来，但是家里的境况让她想见家人一面都难，“我很后悔。”张某哭着结束了采访，这次背井离乡到海外淘金的经历，让她难以原谅自己。
晨报首席记者 王彬 文并摄
